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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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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浸大六四論壇之我見:民粹、六四

浸大六四論壇之我見:民粹、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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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浸大學生會於六月二日舉辦六四論壇,題為「談香港民主路——對抗中共政權」,嘉賓包括黃毓民、李卓人、陶傑、盧斯達以及呂秉權。對於一個當選前引爆六四爭議的學生會而言,能夠舉辦如此陣容鼎盛的六四討論平台,確實是難能可貴。在論壇開始前,筆者倒是期待一場處於當今政治氣候下的六四辯論,各方都能夠演繹自己對於六四的想像,以圓滿六四的論述空間。奈何,論壇最後僅僅成為一場民粹大爆發,更甚成為針對支聯會以及李卓人的批鬥大會。真正討論六四的沒有發生,更別說從六四談香港民主路了。

民粹狂歡,失語者的無言

失語者,指的其實是筆者自己,亦包括本先期待討論六四的觀眾。謂之「失語」,是因為在現場彌漫著的民粹情緒之下,我根本無話可說、無從插嘴。原本期盼論壇會成為「本土派」與「大中華膠」之間為六四意義相互辯論的平台,無奈地,自盧斯達開始列舉支聯會的原罪,整個「本土派」的民粹便一發不可收拾,討論被引導到情緒的洩洪,六四的討論早在民粹爆發的一刻已經消失。當然,學生會無法控制場面是原因之一,但相信他們亦難以估計事態會發展至此。總之,筆者感到失語的原因有二:討論失焦、民粹情緒,而前者又與後者相互引發。

何謂「民粹」?在當今激烈的中港矛盾下,民粹很容易就被理解成民主——一種對抗外敵的共識,而這其實又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民粹當然不是民主,或說,其本質其實不存在既定的政治原則,只有一個虛偽的主張——「人民利益」,其特徵又包括「沒有原則地討好民眾」、「訴諸恐懼情緒的動員」、「反智反精英」、「建構簡便的敵我意識」、「以我族為先的排外」。(安徒,<民粹主義的狂歡節>)這種「人民利益」之所以虛偽,是因為很多時候民粹根本就與我們恪守的自由主義原則產生不協調,包括人權、法治、多元。舉肖友懷事件為例,因為反大陸人的情緒,我們就毫無原則地對付肖氏,包括體型、身份;九九年人大就終審法院的一二九判決釋法時,普羅市民又因政府恐嚇十年內會有167萬人來港,進而默然接受釋法的暴力。(左翼廿一,<我們其實都是藍絲?無證童入學爭議的「本土」和「法治」>)民粹的無益在於它的左右模糊,即既能以自由主義的名義出現,又能以法西斯的面貌出現。立足民粹,等同處於浮冰之上。

而在浸大的六四論壇當中,民粹的爆發具體呈現在針對支聯會以及李卓人的攻擊上,甚至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境界。其中由其明顯的證據在於,自盧斯達開始列舉支聯會的原罪時,不管李卓人如何回應,當下的敵人身份就已經被確立,敵我矛盾因而產生,人人得以除之而後快。尚記得,有一位在場人士發問時激動地說,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需時「一萬年」(意思大致上指支聯會的方向明顯不對),所以根本毫無說服力,應該收皮。

然而,抨擊別人的人自己卻沒有道出理想的藍圖去說服。更荒謬的是,現場掌聲此起彼落,取笑李卓人的細語在我耳邊迴響,彷彿大家都認同這一種沒有藍圖的說法。當有異見想為支聯會平反時,就被標籤為「金鐘嘅人」,語中包含暴力。這種氣氛可謂極其難受,不只是因為討論已經離六四而去,亦因到處都充滿著民粹的氣味,一切回歸效益主義的快感,我們稱之為香港核心的自由主義原則早已在萬丈之外,理性思考不存在絲毫的空間。這無疑是可憐的,學子本應思考而不是即食地發洩情緒,論壇本應是以理智辯論的殿堂而不是批鬥大會。借周保松教授談自由主義左翼時說的話,年青一代,不宜過於停留在非友即敵及情緒主導思考的狀態。(周保松,<什麼是自由主義左翼>

六四討論的繼續

論壇沒談六四,或許就應該在這繼續。其實嘉賓大致上都同意六四不應切割,但各自又持不同的演繹,包括人道、薪火,甚至連學生會的悼詞都充滿「本土」色彩。但,為什麼當今的新世代又會與八九六四產生距離感?筆者認為——以下這番說話由其是對支聯會說——關鍵在於香港一直以來對六四的塑造停止於傷痛的描述,忽略了八九當年香港人如何地投入愛國民主運動,包括一百萬人大遊行、馬場集會,甚至根據司徒華先生所說,連小學生都高呼著打倒李鵬。(陳景輝,《草木皆兵——邁向全面政治化社會》)這種近乎忘我的全城投入,產生了現實與夢的一股張力,卻無比美麗,反映了香港人脫離殖民地命運的一刻,政治身份覺醒的一刻。

然而,六四一晚槍聲不只中斷了這一次覺醒,更引申出支聯會年復年強調的傷痛,接著港人又重回犬儒。這種傷痛對於見證六四的人而言,實屬無可厚非,而六四晚會時刻都象徵著這一班見證者。然而,關於薪火相傳,新世代需要的不只是傷痛的傳遞,而是八九年屬於本土的那一頁;新世代需要的是八九六四所喚來的革命熱情。

黃毓民在論壇中提到,他已經是個64歲的老人,李卓人應該與他一起收皮,跟在年輕人的後面。關於這點,筆者作為年輕人卻不予認同。政治並不只是關於年輕人,以六四為例,上一代見證者的情感同樣應該得到關注。年輕人,我們這一代的責任不是自我膨脹,而是與歷史對話,理解上一代人的想法,進而繼承。好比六四事件,作為沒有見證的九十後,更應該梳理歷史,打破其傷痛形象,重塑真正屬於香港歷史的八九年,而不是閹割歷史,否定過去。浸大學生會弘毅在今年的六四悼詞說:「六四提醒港人必須謀求更迫切的徹身自保」,這一句其實又充滿矛盾。弘毅作為一支「本土莊」,在當選前經已為人所認識,特別是其外務副幹事長張崑陽的言論。而這句悼詞則充滿著張崑陽所講的「保住香港更重要」,亦顯然是一次對歷史的否定。

六四提醒港人的,絕對不是一種犬儒的徹身自保。八九年的香港一頁時刻訴說著中港間不可分割的複雜關係,當中包括對學運學生的肯定、脫離殖民地命運的本土覺醒、親共建制的一次背叛,無不含有當時愛國的民主情懷。真正的學運精神總結在《絕食書》的一句:「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而如果我們選擇徹身自保,則已逝者都變得不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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