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會憤怒到覺得這些傢伙死不足惜，畢竟他們奪走了美麗的玫瑰們，他們犯下的惡太過殘暴。
但殺了他們，就會減少下一個殺人犯嗎？
每次的殘酷殺人事件之後，都會有許多人激動地要求快點處死嫌犯，然後開始痛罵與詛咒台灣廢死聯盟，甚至說等到你們被殺害時不要再鬼叫；電視名嘴們繼續煽動人們的惶恐與悲憤，惡劣政客如蔡姓立委則不忘政治鬥爭：「這是台灣的惡魔，該判處死刑！但是蔡英文說，廢除死刑是普世價值，去她的普世價值！」
一個對台灣全然陌生的外國人乍看這些言論肯定會覺得，台灣一定是已經廢除死刑，甚至剛剛廢除死刑吧！所以一個慘案發生，會有這麼多人情緒性地痛罵廢除死刑主張。
但台灣不是有死刑，且過去幾年還處死不少人嗎？
激憤者們當然大多是善良而正義的。但在這種素樸義憤湧現的背後，尤其是在經過媒體操作和煽動之後，我們卻可能被黑暗陰影所擄獲：一個平常溫柔的父親在臉書上說，希望下一個被殺死的是廢死聯盟；另一個平時理性的朋友說，台灣雖然有死刑，但處死的太少，有名無實──所以，一年要殺戮多少人才算是真正有死刑呢？
殺殺殺殺殺。我們開始信仰暴力，信仰國家暴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我們開始恐慌。上次捷運殺人，名嘴說在捷運站要重裝守衛，學習北京地鐵站檢查包包；這次校園殺人，有人說要把牆築的更高。
我們把自己牢牢地守衛起來，也把我們的心和腦封閉起來。
於是，我們失去理解他人的能力，拒絕更深刻地理解嫌犯的背景──理解不是為了赦免他們的罪惡，而是為了不去簡化人性與罪惡的關係，並且透過對產生這些罪惡（或者「怪物」，如果你這麼認為）的社會脈絡有更豐富的認識，我們才能真正去面對和解決問題，防止更多的犯罪。
我們甚至喪失了思考的意願。悲劇產生的痛心感和正義感，轉化成對嫌犯和廢死主張者的仇恨，以及一場血腥的期待，彷彿以正義之名凝視他人的死亡，就可以遏止罪惡的發生，而不用去思考問題的複雜面向。同時，媒體收視率增加了，名嘴和無恥政客得到廉價的掌聲了，世界卻不會因此被改變，除了黑色陰影不斷蔓延。
廢死聯盟前法務主任苗博雅發文說，根據日本法務省的研究，61件隨機殺人案中，有22件（42.3％）動機是「對自己的境遇不滿」，10人是「對特定人士感到不滿」，9人是因為「自認無法在外生活而想要坐牢」，6人是「想自殺、想被判死刑」，5人是基於有殺人的慾望。法務省對於防範隨機殺人事件因此給了兩大建議：1. 對於有前科者給予正確的處遇。2. 整體社會政策方針：例如穩定就業，讓所有人都可以依據其意願發揮能力；對精神障礙者給予正確處遇；對於自殺高危險群進行自殺防治輔導。
她認為，湯姆熊隨機割喉案、北捷隨機殺人案，以及此次小學隨機割喉案，三位加害人的共通點都是「對未來喪失希望」。因此，她希望透過制度改革，讓台灣成為人人都有機會幸福、尊嚴地生活的國度，以阻斷養成「怪物」的路徑。
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死刑制度無法阻止這場殘暴悲劇，咒罵廢死聯盟無法阻止下一場悲劇，尤其，要承認我們並未真正理解這個世界和人性──不論是無差別殺人犯的形成，或者死刑這個制度的作用。所以你可以不同意上述日本法務省的分析和苗博雅的理想，你也可以在研究過各種論述分析後，依然相信死刑在道德和現實上比廢除死刑更好，但關鍵是，我們容或有不同價值，但願意認共同真思考事件發生的原因，理解人性裡我們難以抵達的灰暗處，討論制度的作用與限制，而不是被痛恨的情緒與簡單的思維綁架。
2011年7月發生於挪威于托亞小島的重大槍擊案後，一位悼念者說，「他（殺人犯）奪走我們最美的玫瑰，可是帶不走一個春天」。是的，八歲的美麗玫瑰悲傷地消逝了，但每一次的悲劇應該讓我們對悲劇的產生有更多的理解，應該是一場新的對話的開始，並且讓這個社會更願意尋求良善的春天。
原文刊在台灣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