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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

台灣評論家、前《號外》雜誌總編輯 網誌

國際

別讓兇手帶走我們的春天

別讓兇手帶走我們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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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會憤怒到覺得這些傢伙死不足惜,畢竟他們奪走了美麗的玫瑰們,他們犯下的惡太過殘暴。

但殺了他們,就會減少下一個殺人犯嗎?

每次的殘酷殺人事件之後,都會有許多人激動地要求快點處死嫌犯,然後開始痛罵與詛咒台灣廢死聯盟,甚至說等到你們被殺害時不要再鬼叫;電視名嘴們繼續煽動人們的惶恐與悲憤,惡劣政客如蔡姓立委則不忘政治鬥爭:「這是台灣的惡魔,該判處死刑!但是蔡英文說,廢除死刑是普世價值,去她的普世價值!」

一個對台灣全然陌生的外國人乍看這些言論肯定會覺得,台灣一定是已經廢除死刑,甚至剛剛廢除死刑吧!所以一個慘案發生,會有這麼多人情緒性地痛罵廢除死刑主張。

但台灣不是有死刑,且過去幾年還處死不少人嗎?

激憤者們當然大多是善良而正義的。但在這種素樸義憤湧現的背後,尤其是在經過媒體操作和煽動之後,我們卻可能被黑暗陰影所擄獲:一個平常溫柔的父親在臉書上說,希望下一個被殺死的是廢死聯盟;另一個平時理性的朋友說,台灣雖然有死刑,但處死的太少,有名無實──所以,一年要殺戮多少人才算是真正有死刑呢?

殺殺殺殺殺。我們開始信仰暴力,信仰國家暴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我們開始恐慌。上次捷運殺人,名嘴說在捷運站要重裝守衛,學習北京地鐵站檢查包包;這次校園殺人,有人說要把牆築的更高。

我們把自己牢牢地守衛起來,也把我們的心和腦封閉起來。

於是,我們失去理解他人的能力,拒絕更深刻地理解嫌犯的背景──理解不是為了赦免他們的罪惡,而是為了不去簡化人性與罪惡的關係,並且透過對產生這些罪惡(或者「怪物」,如果你這麼認為)的社會脈絡有更豐富的認識,我們才能真正去面對和解決問題,防止更多的犯罪。

我們甚至喪失了思考的意願。悲劇產生的痛心感和正義感,轉化成對嫌犯和廢死主張者的仇恨,以及一場血腥的期待,彷彿以正義之名凝視他人的死亡,就可以遏止罪惡的發生,而不用去思考問題的複雜面向。同時,媒體收視率增加了,名嘴和無恥政客得到廉價的掌聲了,世界卻不會因此被改變,除了黑色陰影不斷蔓延。

廢死聯盟前法務主任苗博雅發文說,根據日本法務省的研究,61件隨機殺人案中,有22件(42.3%)動機是「對自己的境遇不滿」,10人是「對特定人士感到不滿」,9人是因為「自認無法在外生活而想要坐牢」,6人是「想自殺、想被判死刑」,5人是基於有殺人的慾望。法務省對於防範隨機殺人事件因此給了兩大建議:1. 對於有前科者給予正確的處遇。2. 整體社會政策方針:例如穩定就業,讓所有人都可以依據其意願發揮能力;對精神障礙者給予正確處遇;對於自殺高危險群進行自殺防治輔導。

她認為,湯姆熊隨機割喉案、北捷隨機殺人案,以及此次小學隨機割喉案,三位加害人的共通點都是「對未來喪失希望」。因此,她希望透過制度改革,讓台灣成為人人都有機會幸福、尊嚴地生活的國度,以阻斷養成「怪物」的路徑。

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死刑制度無法阻止這場殘暴悲劇,咒罵廢死聯盟無法阻止下一場悲劇,尤其,要承認我們並未真正理解這個世界和人性──不論是無差別殺人犯的形成,或者死刑這個制度的作用。所以你可以不同意上述日本法務省的分析和苗博雅的理想,你也可以在研究過各種論述分析後,依然相信死刑在道德和現實上比廢除死刑更好,但關鍵是,我們容或有不同價值,但願意認共同真思考事件發生的原因,理解人性裡我們難以抵達的灰暗處,討論制度的作用與限制,而不是被痛恨的情緒與簡單的思維綁架。

2011年7月發生於挪威于托亞小島的重大槍擊案後,一位悼念者說,「他(殺人犯)奪走我們最美的玫瑰,可是帶不走一個春天」。是的,八歲的美麗玫瑰悲傷地消逝了,但每一次的悲劇應該讓我們對悲劇的產生有更多的理解,應該是一場新的對話的開始,並且讓這個社會更願意尋求良善的春天。

原文刊在台灣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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