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學聯昨日（6月2日）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行六四論壇，討論六四對香港的意義及港人的身份認同。文化評論人陳景輝、社民運副主席黃浩銘均指出，八九民運是民主覺醒的爆發點，學苑前總編輯梁繼平則認為，港人參與六四運動是中英談判及信心危機的政治背景所推動。對於支聯會的悼念方式，梁繼平批評是偏安主義，又建議晚會地點改至解放軍面前；黃浩銘認為「反共爭民主」與身份認同沒有衝突，悼念形式可以多元。
八九六四是民主覺醒？還是政治脈络？
陳景輝指出香港在1989年曾經出現大規模的遊行，「當時在5月19至20號，香港人冒著八號風球上街遊行。係5月21日有100萬人遊行，當時560萬人，佔左5分之1！」他又指出當時第一次在跑馬地遊行，象徵香港人並不是中共所言「馬照跑，舞照跳」，而是變成懂得追求自由民主，而當時馬場第一次為港人開放，連馬場的告示板都顯示支持民主字眼；當時小學也停課，很多人走上街頭，帶上燭光及黑絲帶。「八九香港可能冇佔領區，但係辦公室、學校、甚至馬場都中斷日常，成為爭奪民主的地方！當時支援過程，我哋重新理解自己，創造了自己！」
社民運副主席黃浩銘指出六四是港人政治啟蒙的爆發點，80年代的香港前途問題，香港曾想要八八直選，那時人們很支持但搞不成，到八九民運、九一年香港推行直選，民主派佔了很多議席，當時港人都恐共，希望以民主抵抗共產黨。
學苑前總編輯梁繼平反駁，一向對國事冷漠的香港人參與六四運動，是源於中英談判及信心危機，將其理解為濃厚的愛國意識，是過往太過道德化、純潔化歷史的結果。他指出實際是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令港人出現信心危機，當時大部分不相信中央，很多人移民，有學者形容這是「被動的談判」，因為當時香港人沒權力去談判。他指八九民運創造了個很大的歷史契機，本來香港人對中共很避忌，從八九民運中看到有學生很純粹地想改變國家，「令香港人由非政治動物也一下子關注政治」。他認為，是信心危機結合北京的民主希望，形成強烈的中國共同體心態，這是其政治脈絡造成港人大規模投入這場運動。
梁繼平：支聯會晚會是偏安主義
梁繼平又批判支聯會進退失據，「左右不是人」，當支聯會支持大中華，但被本土、泛民攻擊，他們就用普世價值論包裝，但他們又不是真的認同，它們心底的主調是「建設民主中國」，所以它左右不是人。他指支聯會一時強調普世價值論、沒有大中華思想，一時就罵人不「建設民主中國」不是中國人，十分矛盾。對於支聯會六四晚會的悲傷形式，他認為是「偏安主義」，做法很溫和，不是對抗政權的行動，集會也沒有反思自己是否可以更進一步。「呢種偏安、退讓的意識維持咗20年，某程度佢哋作為主辦單位，有責任去宣揚抗爭意識，而唔係只舐自己的傷口，不去思考點樣抗爭。」
陳景輝：悼念儀式是創傷效應
陳景輝認為支聯會六四悼念儀式以悲哀沈默形式進行，是由於「創傷效應」，「香港產生創傷效應，我哋唔再傾呢件事」。「當時港人真係好傷，學運被輾壓真係好傷！」他指在精神分析學中，創傷其中一種特徵是重覆，重覆進入悲情是迴避真正的創傷，《自由花》歌詞描述了當時的沈默，所以真正燭光集會形式有病癥性的扣連。他又指出「舐自己的傷口」是無可避免，悲傷不只支聯會製造的，「我們沒法子硬去忘記自己的痛」，更重要是我們如何去重新開啟民主。
黃浩銘：「反共爭民主」不應侷限於身份認同
黃浩銘指出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應不會干預彼此對「反共爭民主」的追求。他認為強調香港人的身份沒問題，只是要針對共產黨，市民參加六四晚會是因為悼念六四死難者而不是因為支聯會，不要因為支聯會做得差而覺得不需要這集會。他指當我們「建設民主香港」，客觀上也是在「建設民主中國」，見不到這種身份對民主運動有害。他指有些人說自己只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沒有問題，「你覺得六四係記念香港歷史，我當然支持，例如港大學生會有悼念，不過，我呼籲人去維園，係因為呢個係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悼念晚會，人少嘅話，外界好少有人關心。如果港大、尖沙咀都有幾萬人，維園有十萬人，我覺得唔錯；以聚眾嘅角度我希望大家係維園，但我當然不排斥其他人搞。」
梁繼平：六四晚會應改改到解放軍前
梁繼平指出雨傘運動九二八時，人們曾經懼怕解放軍出動，所以應借助六四晚會宣揚「非軍事化」，這比「建設民主中國」更在地，建議六四晚會地點應改至解放軍面前。此外，他希望支聯會不要舐自己的傷口，容許更多團體自發在各區舉行六四晚會。
記者：麥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