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中華膠的爭議上，根本裡藏著了一個民主取得的過程的先後和主次之分岐，分別是「香港要有民主，必先得中國民主化」和「香港先要有民主，才能推動中國民主化」，而較為本土的論述則為「香國民主化，與中國民主與否無尤」。新一代對於第一組論述都不敢存太多的暇想，則懝懷著中國自動轉化為民主政體的思想，難道本世紀再有一個戈爾巴喬夫? 馬丁路德金在《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一信中提到「Justice too long delay is justice denied」，莫講中國，香港由回歸至今政府管治從未有過威信，社會問題讓市民無法喘息，且面對今天社會眾多的不公，實在難以以溫和方式去說服群眾，這點是各溫和派必需得反省的。
「香港先要有民主，才能推動中國民主化」和「香國民主化，與中國民主與否無尤」的說法相對較為有市場，而且這種的說法所面對的困難都幾乎一樣，在水深火熱當中，「香港為主，中國為次」的說法讓人感到亢奮，我們甚至再次覺得真正掌控住自己的命運，懷著信念、憑著意志終有一日可以感染群眾，把強權推倒。反觀政治現實，這些說法和現今所采取了的行動實則差距甚遠，道德上無法讓人不支持，可現實上卻令人卻步。
兩種說法的相似之處是前段的一句，「香港要先有民主」才能造就其他的可能性，可在香港獲得民主，必先透過一些抗爭去爭取。面對的挑戰是中共的武裝力量、政制架構、區民意識和經濟實力。而建國則觸及了地緣政治的考量，在多數較長歷史的極權國家的鄰國多為也獨權小國，當中離主要不開一些經濟、軍事和政治因素，當然也有特例，但在此不作深究。在一些批評陳雲的文章也能找到脫離的真正困難，我們面對的可是中共，不是馬來西亞，是當今數一數二的一黨專政國家。
在集中討論「香港要先有民主」會出現了兩個可能性，一是透過起義，創造第二次的辛亥革命。而起義附三個必要條件，首先要有武裝力量，包括指動員群眾的力量( Mobilization)，和武器; 二是經濟支援，當年辛亥革命孫中山向外國集資了巨額金錢去推動運動; 三是一顆送上性命的心，黃花崗革命當中死士一百多人，下土的七十二，有武裝衝突，自然要冒上死亡的風險。有人認定中國基於香港的經濟價值和國際地位不會對港使用武力，這點也是事實，可中共不會對「香港」使用武力，但不是會容許拿著武器的滋事分子胡作非為。
第二種手法便是透過和平不合作運動使特區管治更加失效，例如集體逃稅等等，避免與中共硬碰，原因是我們沒有本錢去硬碰，唯一的硬實力是以本港經濟上的實力去施壓，此舉的重點是去取悅中間派，可能造成些具有壓力的抗爭，而佔領運動便是這種模式的樣本。而去取悅中間派的使法便是透過一些較溫和的社運或其他的意識表達活動，把這些抗爭的方法和理念傳揚下去，同時這點也是被形容為相當左膠的手法。
因此，不難想像其實跌入了一個兩難局面，一、太溫和，中國大可以不太理會，而香港民主發展招來失敗; 二、太激進，中共直接武力解決。而若果解決不到這個局面，問題又回到起點，「香港要有民主，必先得中國民主化」? 在兩難的局面，我較認同的取態是以薪火相傳的方式去做軟實力的抗爭，一方面抗爭，一方面期待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歷史再現，這樣的做法合乎最大限度的道德，也足夠考量到今天的政治現實，也因此局面我是個大中華膠，難道你可以不是嗎？
附：也是因為當晚出席了六四燭光晚會，我才選擇了入讀社會科學學科，兩年後今天將入讀浸會中研，我相信在座有不少我這般青年，我相信薪火相傳。概括了兩種政抗爭手法後，六四最近代史上最貼更兩者中間的抗爭方法，中共要透過調動軍隊去血腥振壓，因此六四不止是中共歷史上的瘡疤，更是香港的最後一道防線，我不敢想象一日維園燭光不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