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聯六四論壇（三） 大型運動的內部分裂：八九民運與雨雨傘運動動 重點播報】
許寶強、林耀強（八九民運學生上京代表）、陳清華（八九民運學生上京代表）、岑敖暉
主持：黃家輝／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
林：我在五月十四日到北京，在六月六日回來香港。我今天想扼要訴說我目睹的民運的觀察。第一，這個運動是自發及愛國的運動。同學在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我在天安門廣場時覺得很震撼，因為當時學生的絕食是無限期，絕食的學生甚至與父母、愛人告別。這班北京尖子若無視當時的官倒、腐敗及社會的不公義，他們畢業之後可以平步青雲、名成利就，但他們當時作出這麼大的前程及生命的犧性；這班年青人很愛自己的國家，希望這個國家能離開官倒、腐敗及不公義。
第二，他們是和平理性。｢四二六社論｣後，雖然很多軍警經常阻撓他們離開校園進行遊行，但六月三日前，這批同學緊守和平理性的原則。五月中時，北京居民受學生感動去幫手試圖攔截軍車，那是很驚險的，因為軍車是前進著的，但北京居民就睡在馬路上，圍住軍人給他們生果、水、花、香煙等。這些軍人通常被勸服停下。
第三，整個事件至六月三日晚上學生被鎮壓，多年來，有人扭曲這說法，現在有有很多理論說當時（鎮壓）是必須的。我自己的看法是無論甚麼原因，面對這些關心國家的學生，用軍隊、真鎗實彈掃射他們，這是不對的，無論說多幾多百次的謊言都無法成為合法的事。我每年的見證或相關的六四聚會都這麼說。當年很多北京學生救我們，我們才能回港。
今天要討論的焦點是當時學生組織情況。第一，當時學生組織之間有矛盾、不同的意見，像我們的雨傘運動，有的較激進，有的較溫和，路線上有不同。早期，四月尾時，周勇軍和馬少方，三個同學跪在人民大會堂上諫，希望當權者聽他們的意見，用一個中國人很謙卑、希望當權者憐憫他們的態度希望當權者聽他們的意見。去到（政府）沒反應後就出現絕食團，有些人覺得不能純粹奢望當權者自己會改變，但那時仍是有希望的，覺得當權者會聽他們的意見。但廣場指揮部，柴玲、封從德等的領導核心是更激進，不是存有希望就和黨權者傾。
和雨傘運動相似的地方是，有不同人有不同意見時，時常越激進的力量越容易在領導位置。當時運動中期，北高聯覺得戒嚴令之前，學運已爭取了廣泛支持，當時北京群眾受學生感召而支持學生；他們覺得運動喚醒了北京市民的意識，亦起到作用去要求當權者改變，所以提出應該退守校園，在校園搞札根，搞民主化。當時包括王丹、王超華等比較溫和的、思考型的學生領導有提出（這種說法）。
但當時有其他人來，例如有其他地方的學生，這些人未必想走。較激進的學生會佔了主導地位，到後期更明顯。在某些發展階段是需要較果斷、走得前的行動，但如何拿捏要再思考。雨傘運動也如是，早期學生領導的道德勇氣及對行動的承擔，走得比香港市民前，市民受其感動，所以九二八這麼多人上街；但當運動一路向前走，越激進的力量拿到主導地位。當時很多人很焦急，但如何拿捏不容易。
我的第二個觀察是，當我們要抗爭的對象停下來，反而運動很易出現內耗和矛盾。運動到五月十三日時，整個北京都沸騰，香港也被牽動；到五月十九日，李鵬、楊尚昆宣布戒嚴，同學是絕望及停止絕食。那時經常提到解放軍會進駐廣場，那時不同路線的學生都很團結，但十九日後，雖然宣布戒嚴但又無事發生，來的士兵被北京居民成功攔截，因為那些是北京附近的士兵。有十天八天運動是膠著的狀態，又不是打到嚟，留下又不知做甚麼，廣場也有些散漫。這段時間因為外力不強，內部爭拗就出現。
雨傘運動也有類似的情況，當對象很強大時，不同陣營都團結；政府放軟手，內部就有矛盾，例如外地來的學生和北京的學生，當時北京學生有自己的主張，但外地來學生想守護天安門廣場，另外有路線的矛盾，有些學生認為應回到校園；引致廣場指揮部和北高聯，以至當時絕食團代表，及再早期的對話團，各自有很多矛盾。我作為外來人，覺得有點難過，因為這些矛盾會上升至質疑他人的動機；一個運動慢下來時，這種大家的矛盾到去到這地步。今天在香港也有這種情況，大家爭取民主有不同方法，但有時會到指責的程度。
陳：我五月二十七日到北京，六月六日回港，經歷學運的中後期。有段時間我在天安門廣告，最後去了醫院，見到地獄的情況。（播片，學運、屠殺的場面、鎮壓後街頭的狀況）當時北京市民很憤怒，叫我們將訊息帶回香港讓全世界知道。他們的憤怒是因為他們夢醒。
當時中國在八八至八九年有些奇怪，言論有時緊有時鬆，這氣氛的開放，在香港也見到。當年香港的學生運動由八五、八六年開始，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開始傾基本法，當時學生、學聯開始搞本土爭取，由政制到民生議題及學生權益都有關注。所以在八九時，香港的學生及學聯已有數年時間去關注這些議題。那刻見到的中國，是令人很詫異的，因為見到共產政權在一、兩年間有所起跌，亦見到北京同學上街竟然沒人鎮壓。
當時學聯第一團人上去聲援時，四月時，氣氛是有希望的，以為這國家、政府有機會聽人民的聲音。就算當絕食時、當第一批北京軍隊到達時，你可以說他們傻，但他們真有這種感覺。五月十九時第一批北京軍隊來時，他們沒有下手，只打了一會然後很快收隊。當時學生以為人民軍隊不會鎮壓他們。
但和任何自發運動一樣，沒人做指揮棒，特色是外人壓迫時很團結、自發，但十九、二十日軍隊不鎮壓走了，之然個多星期沒事發生，公安也少在街巡。那時學生不知做甚麼好，學生組織混亂就開始。香港佔領運動的特色是你衝完、被打完，你可以去麥當勞、7-11，但天安門不是這樣子，學生和市民不見軍隊有行動，有些回校園、回家。而外來學生來聲援，不見北京學生，只有領導及場內糾察，他們就覺得那是大台。然後外地來的學生自己搞了個外地高校聯會（外高聯），他們覺得很多北京學生回了家，現在｢群眾｣是我們的人，不是北高聯的人。內鬥的另一個原因也因為他們不知下一步做甚麼，他們沒心，也知道沒可能衝擊政府，但同時不知下一步怎樣做。
我們做支援的，香港學生和支聯會，我們其實是支援，我們不是要自己去搞中國民主。中國民主靠中國人搞，我們只是支援。當時在六四鎮壓前一星期，學生沒事做，有學生宣傳隊，打算去各地各省宣傳民主理念，做迎新營、文藝營、分享，民女像也是那時候出現，那時學生沒想過鎮壓，所以夢醒才會這麼急速、恐怖。
夢醒，是六月二日，有批沒有武器的解放軍來到，著睡衣、已回家的居民來攔軍隊、唱國際歌、給軍人水、食物、煙，市民和軍人傾談時知大件事，發現那些軍隊講外省話，因為北京軍隊不肯鎮壓，所以調各地軍隊來鎮壓。但當時學生還是和理非非，以為鎮壓不過是香港警察做的事，至高出催淚彈，六月三日整個北京在張羅口罩、水、毛巾，他們沒有預料到會出子彈。到真的鎮壓時，大家可想而知那震撼及憤怒。六月三號晚我在天安門廣場，當時再沒有爭拗，萬眾一心，但面對的是無情的鎮壓。他們搬的是醫院床，因為到夜晚十一時，傷者多到擔架床都染滿血。我們當時幾個人托著鐵床將死傷者托到麵包車。
那一刻，天安門很黑，我們和自己說｢做得幾多得幾多｣。二時多時有位有開會的學生，來到時已死了。我們將他的屍體抬上車時，那同學的弟弟來了，捉著哥哥的腳不讓他走。後來車終於車他哥哥的屍體走了，輪到這弟弟走出東長安街。到夜晚三點多，那個弟弟被抬回來，當時他左大腿內側中了鎗，他當時口滲血說不了話，我還記得最後一刻，我按著他的左腳，他的左腳在抽搐，我按著、按著，到他不再動。那一刻我望上天安門城樓，見到機關鎗的子彈、夜火彈一路射上天空。回來後一段日子，我不敢看煙花。
在醫院是更惡夢，由大堂、走廊、到病房，整個地下都是血，未死的、重傷的學生都問｢為何要開鎗打我們？｣當時學生不是想做烈士，他們只是當見到不對的事便走出來，他們和理非非卻沒想到軍隊會開鎗打他們。他們逃走也被軍隊開鎗打，他們沒人站著被鎗打。回到香港，佔領行動這麼多天，我想若當時北京政府最後沒開鎗，會否和香港一樣，有很多組織互相攻訐？我沒有答案，但覺得有可能。我想當年若天安門不是這樣鎮壓，而那些組織不知為何還存在，可能會有這個情況。
剛完雨傘運動，十二月尾，我帶著一班高中生到立法會見曾鈺成主席，他跟我說｢呢舖死啦，政府和他都擔心，佔領行動七十九天，那多年青人經歷這行動，很大的衝擊，但甚麼都得不到，他們的憤怒會到哪兒？他們希望達到成果的願望會到哪兒｣？可能他們的心沒有去反政府。我講六四講座，今年很常被問，為何記念六四？中國關我甚麼事？學聯是是左膠。有說｢學聯是建立在八大院校的蛆蟲窩｣。難道那是曾鈺成所說的事？我不知道。
人們攻擊支聯會，支聯會只是｢支援｣。沒叫你二十四小時只能關心中國。很多人關心搞本土、想香港自立，你更應該了解你的敵人、中共政權。有說我看不見它但我要反對它，對此我不明白。你要打倒（那個政權），它在政治、經濟、社會全面影響著香港，你可以不理它而自己搞到？理它不是叫你親近它，若你想打倒它，你是否應該清楚了解它？有說｢區隔｣，我不明白。還有，人們說｢學聯九二八叫人散水｣，我當晚在金鐘，見到成班學聯人在，沒散水，他們怕群眾被子彈打所以叫人散水但他們自己守在那兒。這要搞清楚，你可以罵它，但有些事實不可改變。
岑：今天我分享學生組織經歷大型運動後的分裂，及八九和今天情況的異同。我見到雨傘運動和八九民運，在政治複雜程度、背後角力、操盤及令中共戒心的程度，雨傘運動未及八九民運複雜；但關於學生組織的發展，軌跡有不同的地方，因為兩地社會不同，當時北京的學生會基本上是黨或官方喉舌，而民間學生會是香港這幾十年來很重要的反對及進步力量。第一，我希望審視當時北京學生組織的狀況或發展，第二再審視香港的學生組織或學聯。
八九民運在胡耀邦逝世開始。當時很多學生、市民悼念，第一個大型學生組織是北大學生，包括王丹、封從德等成立北大籌備委員會，希望去組織當下的學運，它的定性、性質和學生組織很相似。但北大籌委會的問題不是由全校學生直選出來。那時有成員希望全校學生一人一票選籌委出來，但因一些trivial的事做不到，這對於籌委會頗｢傷｣，因為它在四月十九日成立，到五月二日，五四大遊行前，因為內鬥或有些同學覺得他們追不上，已改組數次，當時這個組織是不扎實。北京在八十年代是進步力量萌芽，但基本在學生自治、學生組織其實花不到太大心力，所以他們是在鬆散、碰撞中摸索如何做學生組織。
後來各地院校有類似的籌委會，例如清華大學，然後組成｢北高聯｣，代表們一起傾運動可以怎樣發展下去。但問題在於，這不是恆常的組織，是就著學潮爆發去推動、成立的組織，所以他們的開會、議決規程，及各院校的關係都是不明確。那時有北高聯成員說應先返回自己院校，鞏固好自己院校的同學，有群眾基礎，才在北高聯傾，但運動走勢太快，北高聯和在地院校學生的距離有點遠，他們沒經民主程序選出代表；同學亦沒正式、恆常途徑參與北高聯的會議，例如定時的全民大會。
基於種種原因，包括媒體原因，北高聯在運動初期成為院校領導。直至絕食爆發，｢四二六社論｣將學運定性為動亂，令學運陷入低潮，學生想和政府對話但政府不理會他們，學生唯有自己想辦法。當時北大籌委會有相對大的影響力，因為北大參與的學生最多，當時有超過一萬名北大學生參與討論；北高聯也很有影響力。這些有影響力的學生組織不認同絕食，因為他們相信北京政府處於鷹派、鴒派之爭，親學生派不希望學生絕食，因為一絕食，事情都變得（不可收拾）。但學運陷入僵局，不知如何推動，學生也很憤怒，因為他們被說成是動亂、反革命，在這情緒下，慢慢有個人學生希望以絕食方式延續這運動。
當時處於領導地位的學生反對絕食，所以北高聯因為這樣失去他在運動的領導地位。然後很多同學參與絕食，受到帶頭者的感召，最後有三千多學生組成絕食團，他們一方面不同意北高聯繼續領導，繼而覺得整場運動需要coordination，所以搞了個｢廣場指揮部｣，它基本由絕食團演變出來，它都是對於北高聯的反對。之後慢慢廣場的決策、指揮越來越混亂，有其他的組織出現。
為何會有這個狀況，第一，大家好像爭大台，第二，大家好像有不同的訴求。雨傘運動是大家很明確｢反對八三一決議、爭取真普選｣。北京民運的訴求，初時是｢打倒官倒｣，｢四二六社論｣後是｢平反社論、要求對話｣，後來有新的訴求例如｢清算貪腐官員｣、｢促進民主改革｣，但沒有統一訴求，各人都有自己對政治的分析。
《六四日記》裡封從德提到，初期處於領導地位的北高聯是空中樓閣，沒領導這場運動的實力。北高聯的幹部和院校的同學，思想上有脫節，形勢上未必同步；絕食是個好例子。領導的團體沒有群眾基礎，沒學生endorse，學生沒份參與決策。這麼大型的運動若不能發展出較好的溝通機制，處理領導者和參與者的紛爭，這運動必然有分裂。運動中各參與者的想法都不一樣，不可能運動領導的說話，參與者會全部同意，尤其牽涉到這麼重要的運動，大家必然有不同的意見。這些紛爭或對於形勢的不同判斷必然會出現於大型的運動中。若｢處於領導的組織｣和群眾之間沒有好的溝通及協調機制、民主決策的機制、直選代表參與重要決策，例如廣場絕食與否、撤退與否、對話的內容，運動必定會落得分裂的下場。
回到雨傘運動，在運動期間的分裂不算嚴重，若在運動期間出現八大院校公投退聯，這會是｢火燒後欄｣的，這沒有在運動期間出現。雨傘運動的社會脈絡、政治操作及形勢，和八九民運不同，但學生組織面對的問題和八九一様，就是如何嘗試建立溝通平台，去調和不同意見，透過民主機制一起決定運動走向。沒可能有一個組織有魅力及能力，可以在這麼大型的運動中做的所有決定都是正確的，或得到全部人的支持。在這麼多大型運動中，你做了得不到支持的決定，事後一定會被人｢反枱｣，我自己抽離了角色去思考，覺得這也是可能的事。
我自己對雨傘運動的反思，就是成立一個大家決策的過程，是相當重要的。我相信這不是少數組織者的責任，在雨傘運動中有些說法不利這種過程，第一是｢你們加油。香港未來是你們的｣；我覺得這運動及香港，大家都有份，既然你支持這理念，大家覺得｢香港是我的家｣，大家都有份，自然這些決定不應是少數人去做。
另外一種論調是｢傾乜嘢吖，傾完咪又係散水｣。但若他們不是傾過而得出相同理念，他們如何走在一起？難道他們成立時不是一班人坐著一起傾的嗎？我不能肯定。我相信點都一定有傾。不同人想就一個理念希望一起做啲嘢，那便先要討論，這怎會是左膠呢？這論調令到社運沒有討論，沒有一起傾運動如何走。
第三，香港人參與民運不在少數，零三、七一、反國教、碼頭工潮、傘運，很多人參與其中，但很多參與者不覺得自己有能力改變運動、自己在運動上很重要。他們覺得跟著領導組織就好，卻不思考自己也是運動的主體，是運動中很重要的一份子，應contribute to運動的細節，包括運動的走向，自己理應有份。香港民主運動，某程度的缺失是缺乏這種意識。某程度上對於大台的批判，我覺得不是完全錯的，有少部份是成立的。我們要摒棄這想法，運動才可走下去。我覺得也許凡有大型民主運動，失敗後必有分裂。若沒有比較好的、大家可參與的民主機制，類似美國一一年的佔領華爾街的決策模式，分裂將在所難免。
許：我想補充，大型運動內部分歧的理解，處理分歧的方式應如何？比較健康的處理是先要問分歧的性質，誰與誰的分歧，分歧產生的效果，我們要從這些根本的問題去思考。六四之間有很多路線的分歧，我想補充一點，不止學生之間有分歧，政權或學生的對手其實也有分歧，六四時更清楚。六四當時的分歧甚至是導致後來的大屠殺的動因，因為事涉兩派誰會維持統治、誰會被打下台。
雨傘運動，我們的對手的內部分歧沒有那麼大，我們看不到政權內部的火併，所以結果很不同。政權分歧和民眾分歧之間有互動。政權和學生之間在分歧中有互動，政權也有激進和溫和人士，主張開鎗或不開鎗，這和民眾主張勇武或和理非的聲勢互相呼應。運動後期我們見到激進聲音佔主導，但我不覺得這是law，我只會說這是普遍。
當運動的長遠目標不清楚，我們就只看到眼前的短期效果，當你的對手是中共，你很難爭取這些明顯可見的效果。例如｢推翻八三一｣以至｢公民提名｣，短期內很難得到中共同意，我們見到這效果的可能性低。若無法澄清長期願景而只以短期效果判斷，通常運動會被判斷失敗。｢蘇東波｣時的推翻東歐政權是之前經歷了二、三十年的民主運動；工會、七七憲章，有二、三十年的經驗才有那轉接而不是一時而蹴，在那之前的行動，用雨傘運動的用語，都是｢左膠｣的。在這狀態下，後來見到激進的力量佔主導，因為沒有清楚願景去判斷運動應如何走下去，這是不健康處理分歧的表現，無法產生對運動走向的較清醒的判斷。
這些分歧很難處理。雨傘運動後期的分歧不止是內部理念、策略不同產生，若只是不同理念，可以通過討論處理，就算互罵也是討論。香港對比六四，政權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尤其在本土和普世價值。那些人特別講｢港獨｣？是政權，梁振英在施政報告特別說《學苑》，這和政權內部在雨傘時期和六四不同。雨傘運動時政權內部沒有大衝突，沒有六四的趙紫陽和李鵬之間的你死我亡的撕裂，現在中共中央政權和香港政府沒矛盾。
雨傘運動對中共的影響不比六四，但對南方仍有影響。中央政權想讓大陸民眾覺得雨傘運動不關他們的事，甚至反感。其實香港不是很多人排外、踢篋，但媒體及中央媒體將之放大。中央媒體以頭條處理中港矛盾，可以隔絕香港民主運動對大陸的影響，可以幫助維穩，而政權內部沒有極大分歧亦與民運沒關係，所以令香港的民主聲音傳不到大陸是最好的方法，而689也誇大這種港獨。一個沒能力解決香港內部問題（的政府），最好是將這激化了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矛盾是由外國勢力引起，沒證據也要這樣說，誇大它的嚴重性，否則無法justify自己的無能。
政權有份製造本土與普世價值的分裂。政權控制了主流傳媒，發酵、擴散才有這麼大的影響，只有本土派，人數不多，未必會做成這麼大的分裂。從這角度理解，處理分歧的方式不純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要思考如何不墮入這政治操作，這種矛盾擴散不會對爭取民主及長遠發展的互動有好的影響。
製造這分歧和運動裡的一種操作有關，就是｢不要討論｣，這有利壞的處理分歧方法，我們無法澄清分歧的來源在哪，效果如何，那就唯有維持現狀或以另一種目標取代，因為大家沒有共同願景。例如｢毋忘初衷｣是甚麼意思？你的初衷跟我的初衷未必一樣，我們應坐低傾吓。你的｢自治｣和我的｢自治｣是否一樣？現在沒法討論。政權也不和我們去討論，通常他們說｢你們心裡有數｣；不去講清講楚，維持現有狀態以至未來轉移目標，例如不去討論｢一國兩制｣或｢真民主｣。
真正處理是要避免這種處理方法，不可能不要討論。Facebook不同派別互罵也是討論，但未能澄清根本的重要概念，例如何謂勇武，為何勇武能產生良好效果，為何在這狀態下勇武比和理非好。相同的問題，和理非的人也要闡述為何我們要和理非，和將來目標為何接近，為何是好的處理分歧方法。我覺得要這樣討論補充Facebook或網媒無法展開的討論。我鼓勵大家做study group，記者朋友辦雜誌，大家要去做準備，因為運動可能會再來。
六四一個很大的失敗，是沒法在完了六四後整理六四的經驗，檢討其成敗，當時互動如何，如何維持下去。當這些無法整理及繼承，我們知識份子如何維持、深化六四，處理分歧的方式，為何這不是處理分歧的方法？我認為做得不夠，我們今天沒有重新思考如何會更好處理這些分歧。無論如何，我們要回到這些歷史經驗，這些是進行式的歷史經驗。雨傘運動的教訓是失敗在處理分歧的失敗，｢不要深入討論｣是失敗。
（觀眾提問，後補）
陳：雨傘運動後一星期，我和一個德國記者說，只有德國人是這麼團結，其他國家也不是這樣，多元訴求的確存在。但我想補充，在五二一開始的十天，各方團體有在廣場開大會，因為廣場只剩下幾千人，所以晚晚開大會，再回大學再開細會。起碼在鎮壓前的個多星期，學生很努力想構建溝通平台，但他們面對這樣一個表面不可撼動的政權，他們難度很大。
那時學生想傾，但意見、訴求不同，他們表面目標一致，但如何推動（政權）？政權強硬的地方在於它不照顧民意。傘運和六四相同的地方在於，我們看到前面的目標，但不知如何撼動它。就算六四前終於可以開會，也傾不到甚麼，只傾到實務分工，所以那時沒有拆大台，亦在五二四開始沒有了（針對學生領袖的）政變。他們不分裂，但也沒有出路，不知如何撼動政府。
岑：相當理想地，運動要成立平台，我覺得僅僅靠討論、每晚開大會，是不足夠的。我心中想像的較好的運動中的民主架構或決策機制，我覺得二零一一年佔領華爾街的模式是較理想，是個較好的民主體現。它的模式是有些facilitators去調解二十人一組（的討論），再將意見傳上去。有些重大決定，例如佔不佔下去、撤不撤場，就開大會，討論，再經過投票決定。投票也不是倉促、簡單多數制，重要的過程是要絕對多數制，九成人通過才可成為resolution，只有八成就要再討論。
這過程是漫長及繁複。找些人去做領導是快，但是否有價值？我覺得一個繁複、tedious的程序更能反映到我們追求的平等、民主的政制，若在運動中能將這東西實踐出來，這會是很好的。我覺得在香港這社會脈絡下做不到這機制，是遺憾的。這機制有機會處理到當不同派別有不同主張，不同主張可以拿出來辯論，讓參與者投票，共同決定運動走向、策略。這是相當理想，要做到的話，要大量的組織努力，群眾也要ready去engage才能成事，但做到的話是很好的事。
第二，多方平台，我覺得由拋出來的那一刻，我對此都沒有實際期望，這是hea我們、想我們快些撤退的東西，沒有實際成果。我自己不認同這多方平台，因這是泛民加上學生去見京官，我不覺得這是理想狀況，不符我們爭取的東西。若它真有改進或方案，它可以拋出來在社會辯論，這多方平台，無論政府是否有實質intention去做，想在這平台實現真普選，甚至參與這多方平台的理念，我很有保留。
許：我剛才提的是｢處理分歧｣的方法不健康，｢處理分歧｣不代表要｢找到共識｣、｢取消分歧｣，｢取消分歧｣是其中一種可能的結果，需要很多條件才可能達至，例如投票，或大家傾了三年，頂唔順，才談出來個共識；也需要大家很理性、合作。｢處理分歧｣往往未必不等同｢取消分歧｣，也不應該只追求這樣。好的處理分歧方式，讓分歧中真正的核心觀點走出來，盡量減少誤解，例如對｢勇武｣或｢理性｣的理解分歧，因為大家互相誤解，這種處理分歧的方式就是壞的方式，大家有很多誤會，甚至因為這些誤會作出壞的決定。好的｢處理分歧｣方式讓分歧的觀點呈現其真實面貌。
七十九天運動前，其實應該有很多時間作準備，我們應在這些時間醞釀討論，而不是迫在七十九天內要達至一些效果，這基本上是沒機會的；若這樣做，大家會很大壓力，事後有很多創傷，互相指責對方做錯，因為大家墮入了沒辦法解決的陷阱中，必然會產生互相抱怨。若我們想像香港的民主運動有幾十年，通過或不通過（政改）後我們如何搞下去，如何組織討論。六四或傘運給我們的教訓是應該令我們更好地走下一步。
註：即聽即打，非全筆錄。
圖credit：Aki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