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伊朗的士笑看人生》:以電影抵抗極權(文:庸生)

廣告
《伊朗的士笑看人生》:以電影抵抗極權(文:庸生)

廣告

文:庸生

筆者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filmcritic

因作品堅持批判伊朗社會問題,而遭當局禁止拍攝電影的約化巴納希(Jafar Panahi),被禁後第三度「偷拍」的柏林金熊獎得獎作品《Taxi》(中譯:伊朗的士笑看人生),月前於香港國際電影節作亞洲首映,並於五月底正式上映。筆者對於這部在拍攝進行期間,仍不肯定能否順利完成並讓世人欣賞的作品,最終得以成功偷運出境參展,更來到香港與廣大電影迷「會面」一事,感到萬分感動。電影沒有讓筆者失望,如其師傅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的名作《櫻桃的滋味》般令人著迷,兩者同樣以金錢作為主要命題,本作更親身示範了「被禁拍電影下如何拍電影」,藉以宣揚電影的偉大、向電影致敬。相信凡是熱愛電影的人也會作這封「致電影的情書」而著迷。

誰能認出喬裝司機的巴納希?

《伊朗的士笑看人生》是仿紀錄片形式的劇情片,大部份的情節均是導演設計出來。巴納希導演於影片中飾演自己,部份劇中角色會向身為名導的巴納希打招呼,亦有部份角色則視他作一般的士司機。居住有保安系統的公寓,有條件讀大學,兼且有空間選擇修讀電影系的人相信是家境不俗,這位男性電影系學生不止認出巴納希,更非常祟拜他。丈父受重傷要被送往醫院搶救的婦人,以及兩位抱著「風水魚」的老婦人視巴納希作一般的士司機,反映家境問題不容他們追求「基本生活所需以外」的藝術,因而不認迫這位伊朗藝術電影大師,同時亦反映當地女性的見識較淺薄,劇中認識巴納希的女性也是本身認識他的。

坐上「巴納希的士」的人有貧有富,雖然同是伊朗人,但他們所煩惱的問題卻南轅北轍。電影系的男學生苦惱找不到拍電影的題材,巴納希的姪女忙於拍攝電影功課,這些是「解決了基本生活所需」的人的問題。電影系學生從大堆影片中左挑右選,說著不要商業片,要看藝術電影。放學後的姪女得巴納希接載回家,姪女第一句是嫌棄巴納希用的士載她,別人請這位小妹妹渴東西,卻堅持星冰樂才渴。這兩位年輕人的確有條件去「選擇」。巴納希向電影系學生指「電影書已經有人寫過、名作亦已經有人拍過,要找題材要四處走走才尋覓得到」,諷刺這位離地學生躲在家裡不接觸社會,「為找題材而找題材」。巴納希的姪女遇上收拾垃圾的男童的情節更值得讓觀眾深思,男童執拾了有錢人掉下的錢,被巴納希的姪女所批評,這個年輕要走出社會從事厭惡性工作的男童,辯解自己是逼於無奈,堅持必須將錢交給他的窮爸爸,巴納希的姪女卻為了完成她學校的電影習作而強迫要他交還金錢,這情節是當地貧富小孩生活的強烈對比。

不認識巴納希的人的煩惱,從她們的言談間反映出來。丈夫受重傷的婦人送丈夫到醫院後,雖然得知丈夫沒有生命危險,但亦堅持要取回巴納希為他丈夫拍下的遺囑,原因只是一句「聽日唔知聽日事」,來自安穩家庭的人是說不出這句說話,反映她們的煩惱是基本生存的保障。兩位抱著「風水魚」的老婦人喋喋不休,擔心趕不到在中午前放生金魚,金魚瓶被打破後她們怕得要死,強調放生失敗會要了她們的命。或許部份觀眾會取笑兩位老婦的迷信,而丈夫受重傷的婦人在危急關頭也不忘回頭付的士錢的循規蹈矩,及「聽日唔知聽日事」一句亦成為電影的笑點。而事實上,她們的保守全因她們對生活欠安全感,欠缺基本生活所需所致。

做好人還是做壞人?你真係有得揀?

阿巴斯借《櫻桃的滋味》講錢,事隔將近十多年,「接班人」巴納希同樣要講錢。前文提過富家子弟有條件去選擇,貧窮的小朋友卻要執拾垃圾幫補家計,明知拾人家的錢是不對的行為,但家境貧困的他連「做好人」的「選擇」也沒有。賣翻版電影的男人向電影系學生訛稱自己是巴納希的拍檔,務求賣出更多影碟,更合理化自己做的事是促進文化的工作,此說法像是笑點卻反映出「貧窮會令人投向不道德的懷抱」,更可能會以一些藉口去合理化其不當行為。
巴納希的律師朋友作為上流社會的一員,有條件的她選擇了當民權律師,但從她口中亦得知大部份的律師選擇向強權或是「荷包」屈服,聯手反對她正義的行為,有條件選擇的律師們卻選擇了歪路,令人辛酸。

電影人的使命感

律師理應對社會有使命感,電影人亦然。巴納希小時候的鄰居因得知其友人偷錢,而被該友人所襲擊。這位鄰居特意向作為電影人的巴納希申訴,更指為巴納希被禁拍片一事感可惜,要不然其遭遇可成為他的電影題材,又指期望他受襲的事件能夠由其他電影人手中拍出來,這情節表示電影人有著將真實事件拍攝出來,藉以伸張正義、控訴社會的責任。

前文提及巴納希的律師朋友向巴納希說了一大堆伊朗極權政府的不人道行為,離開時笑指知道巴納希在車上偷拍電影,指電影人的確信得過,沒有令她失望。律師離開前笑言,建議影片要刪除她說過的話,不然影片將會被政府定性為帶有「骯髒的現實主義」的影片。巴納希的姪女指學校的電影老師亦跟學生介紹過政府對電影的限制,老師曾指電影的現實要是「經修飾過的現實」才可獲接納,如巴納希小時候的鄰居要「合法地」出現在影片中,必須修飾成伊斯籣名字,兼且不能配戴領帶,藉以符合政府所訂明作為「好人」的標準模樣。巴納希連政府的禁拍令也置之不理,當然無視什麼政府標準下的「好人」、「壞人」模樣。

儘使被禁拍片,巴納希亦要在極有限的人手、空間下製作電影,靈活地借助車上的幾個小型鏡頭、以及姪女執掌的DV機互相配合,剪接出一部大師級作品,親身示範在人身自由也受限制的環境的條件下,如何履行電影人的使命,拍出「骯髒的現實主義」電影,讓全世界得以真真正正「看見伊朗」。影片結尾巴納希的車子被賊人打破車窗闖入,喻意其人身自由被侵犯,賊人破壞攝影機喻意其拍攝電影的權利被打擊。賊人最後欲刪除片段卻找不到usb記憶棒,喻意「電影關不住」,要刪除影片並非容易,就如本作最後成功流出國外,讓世人得以欣賞到這部戲裡戲外均體現了「電影的意義」的大師級作品。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