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遇見朋友，收到不少慰問──「聽說你被插得好勁喔！」──我只能回以「哈哈」。
正如陶傑所言，「中國文人的基因，是酸澀，有『打筆戰』之惡習」。「筆戰」這個詞彙說得精準，因為它直刺事件的核心。互為因果──有需求，就會有供應；有供應，就能創造市場──「打筆戰」的惡習，是因為這種惡習有廣大的市場，有一眾在旁呼叫吶喊的花生友。
所以「筆戰」這個詞彙就精準在這裡了，這不是一場討論或辯論，這是一場「戰爭」。由於是戰爭，所以就一定要分明敵我；由於是戰爭，所以就一定要分誰勝誰敗；由於是戰爭，就只有內奸，沒有理性；由於是戰爭，就沒有了中立，只有「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急急如律令，花生友自動歸邊──那些一向看梁道長不順眼的花生友，投向才子的陣營；那些以往不喜歡陶才子的花友生，投向道長的陣營──然後大家一起相對叫囂。大家都感到大快人心，很爽，因為終於有「朋友」為自己受傷的情感出了口氣。而誰在乎他們在討論什麼？
在這場戰爭中，理性節節敗退。
才子精於「筆戰」之道，他非常理解花友心的心理需求。這是他的市場，而香港缺乏獨立思考的教育為他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追隨者。為了滿足花生友的食慾，就必須進行「歸邊」、「標籤」與「人身攻擊」的戰術。
首先，他先把梁道長歸邊為「行走大陸」的文人（喚起本土情意結），因此標籤他「學會了文革的刀筆」（喚起人們關於「文革」與「文字獄」的心理陰影）；再在標題攻擊人身，把對手貶斥為「Morons」──要留意的是Moron後跟了個s（所指的不是道長一人，而是一群人）；再進一步拋出一條長長的名單，這條名單的重要性當然不在拋出他的書包裡裝了多少書（他知道他的讀者才不會去理這些書），而在於把那麼多著名的、偉大的作家、思想家、學者、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通通都「歸邊」納入自己的陣營。這樣的邏輯是：他們是我這邊的人，你說我的不對，也即是說他們的不是。
陶才子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當然，在某種程度上，他也明白到自己在理性上的理虧。梁道長對他的批評，當然是合乎邏輯推理的分析──（但他不能承認這種分析。縱使，我相信，才子與道長都明白到某些複雜的思想，為了能方便普通讀者的理解與溝通，有時候不得不以某個簡單化了的「隱喻」而被提出來；例如「民族性」這一詞彙。）──所以就必須要喚起讀者的「情緒」來為自己助威，就如他自己所言，專欄「當然是為了讓讀者爽」。言下之意就是──你怎能嚴肅地批評日本的A片沒有藝術性呢？──因為看A片的觀眾，是為了爽，而不是為了藝術性。
於是，就點出了「筆戰」的「爽」，所為我們揭示的關於花生友的一點精神特質了。「筆戰」在前提上假設了讀者的「理性」的缺席，並把花生友定義為一群非理性的群眾──原因是他們缺乏個人的獨立思考與判斷力──他們處於某種無意識的精神狀況，隨時隨地就會受到各種各樣的「民粹主義」所催眠，墮入失智的立場與取態。
在浸大視藝院舊生會舉辦的一個講座上，關於我的藝評被「圍插」一事，主持人問我：「假設全場的聽眾都是Justin Chow，那藝術生態就會不會更多樣性呢？」當然不是，我直接了當地回答，如果全場人都是Justin Chow，就無疑是太單一了；因為當全場的人都成為了獨立自主的自己，那才是多樣性。
所以，你或會問，為什麼不是「筆論」呢？──雖然「筆論」明顯比不上「筆戰」夠氣勢夠刺激又夠好睇──或者，有一天，當我們不再把討論視為「戰爭」，而讓討論回到辯論的基礎上，把擺脫了花生友湊熱鬧的非理性與無意識狀態的觀眾和讀者，都視為理性的訴求對象，並讓各種各樣的觀點，開放在陽光下，讓人們自由選擇與取捨，真正的溝通才會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