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紀蕙與趙剛商榷：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中國」理念
文／劉紀蕙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破土編者按：破土近期刊載了幾篇關於臺灣社會運動的文章，引起了讀者的廣泛熱議。臺灣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劉紀蕙教授特惠賜本文參與討論。她在本文中指出，包括太陽花運動在內的臺灣社會運動，反映了臺灣不同階層與不同角落的民意，將其歸結為缺乏階級視野的台獨運動是非常武斷的。她認為，真正的敵人不是任何具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跨國資本邏輯，也因此，臺灣真正的出路並非是依附於任何區域經濟霸權，而是構想一種新的和平共處模式，以便為自下而上地制衡資本主義創造空間。破土期待本文能為我們思考臺灣社會運動以及兩岸問題提供一種新的思路，也歡迎不同觀點的讀者加入討論。破土真誠希望兩岸人民在未來能聯合在一種新的「中國」框架下，反抗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謀求共同的福祉。
要充分理解趙剛2015年6月4日在北京清華大學的演講《台派「烏托邦」》，需要聯繫他去年6月在《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發表的文章《風雨臺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轉載于《文化縱橫》2014.6），甚至要參考汪暉在《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臺灣問題：從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談起》(《文化縱橫》2015.1)中所討論的統派式微與「獨台」主流化。
顯然趙剛的意圖並不僅僅在於指出台派青年烏托邦式的熱情，或是《島嶼天光》與《黑暗騎士》流露出的「現代自戀」，他更在意於批判臺灣以反服貿訴求所展開的佔領運動，實際上受到了「中國因素」這個「最大興奮點」的刺激，而陷入了恐中鄙中的論述。當臺灣以反中的立場朝向激進台獨靠近時，卻無視於「誰是敵人」，不分析「美國因素」對於臺灣的政治經濟制約，而不自覺地更為靠近親美路線。
為了分析當前藍綠兩黨獨台與台獨的「大和解」，以及關於社運團體所提出的公民、人權、臺灣、家園、文化等話語結構的內在悖論，趙剛也拉長了「一百年歷史視野」，分析反中反華的歷史源頭，以便拆解這些叢結，試圖重新思考「中國作為一個理念」而根本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性。趙剛指出，兩岸知識份子的責任，必須回應「當下之要求」，思考「中國」如何可能真正作為具有召喚力的價值與實踐的理念，以便能夠提供「人類新的安身立命以及與萬物相處共榮」的道路，以及「區域人民的正義、和平與尊嚴」。
關於趙剛文中誰是真正的敵人以及中國作為一個理念的提法，我希望展開一些我的想法。
一
我們都知道太陽花運動起因雖然是抵制立法院中強行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這個佔領運動所集結的聲音卻是複雜的。幾個檯面上的團體，例如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臺灣農村陣線、臺灣勞工陣線、臺灣人權促進會、人民民主陣線、PLURS電音反核陣線、公民1985行動聯盟等等，已經呈現了不同的立場。雖然這些檯面上的團體的確有較高的共同訴求，大家的確目睹了這場佔領運動中反中言論的突出，以及趙剛所分析的「中國因素警告」的各種威脅論述。而且，這些言論不僅出現於運動現場的各種標語中，也出自於在公開講堂的大學教授以及民間人士口中。就這個問題而言，趙剛的分析是十分犀利而準確的。但是，這個現象雖然普遍，或是浮出於表面，卻仍舊不能夠簡單地盤整化約為單一的反中反華心態，更不能夠以此現象定位這次佔領運動的整體面貌。
佔領運動進入立法機構，抗議政黨政治之下立法運作的弊端，是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行動。佔領運動的公開訴求，除了要求服貿協議退回行政院，建立監督機制以便審查服貿之外，也強調公民要能夠參與、資訊要公開、人權有保障、政府負義務、國會要監督，召開公民憲政會議，以及提出政黨不應該控制立委的建議，提醒立委應該傾聽民意。這些要求反映出人們對於臺灣政黨政治代議制度的不滿。過去臺灣的政黨體制豢養了縱容政商勾結的民意代表，長時間暴露出了資本與權力透過體制而集中，官僚貪腐以及黑金勾結。不僅人民選出的民意代表被黨團化，政策議案更被朝野政黨的意志綁架。無論是杯葛、關說或是密室協商，都顯示出民意代表早已無法代表民意。
這個象徵性的佔領運動，雖然背後有幾個運動團體各自過去歷史上累積的脈絡，卻真實地反向刺激了民間廣泛的反省。除了檯面上的言論之外，還有自主集結的醫療團體、食物供給線與藝術團體的參與，從不同的面向提供支援或是紀錄活動。此外，雖然主要的運動聚集在立法院內外，但是各種講堂也開始擴及全省，在臺灣南北各大學課堂或是民間進行。這個事件的擴散效應，以及臺灣社會內部醞釀由下而上的底層民主思維與社會介入的力量，需要長時間的觀察與分析。
無論是趙剛所描述的素樸而具有「自贖意義」的臺灣學生運動，包括「樂生」、「三鶯」、「溪洲」，還是2008年以後的各種社會運動，甚至是太陽花運動，都有複雜而重大的社會意義，其運動擴散的層面也都並不僅止於抗爭場所或是抗爭行動的時間點，而有其社會面橫向與時間軸縱向的延展與深化。2008年以後的社會運動延續臺灣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全面而深入社會不同議題，例如反對農地強行徵收、要求小農經濟、永續農業與糧食主權的農民運動，維護勞工基本工資、福利、工傷、工作環境以及移工的勞工運動，抗議國內或是跨國企業造成環境污染、公害、土地賤售而發起的環境運動，發動全民參與揭露政府包庇黑心商人的食品安全運動，義務役軍人洪仲丘服役期間遭受欺淩虐待暴斃而引發的向臺灣軍方抗議並且要求改革管理制度與重視軍中人權的白衫軍運動，以及持續對於兩岸農運、 工運、偏遠地區教育或是愛滋村問題保持關注與協助的團體與個人等等。這些面對不同脈絡而自發組成的各種社會運動，絕對不能夠簡單地如同趙剛以極為犬儒的口吻所說，「2008年之後，『階級』語言退開路障位置，使社運與台獨合一」。
雖然有些時候這些社會運動的前期有組織動員過程，後續部分成果也會被政黨「收割」，但是這些運動的發生以及其訴求，卻真實地反映也代表了臺灣不同階層與不同角落的老百姓聲音。國家可以藉由開發之名與資本主義掛鉤，也可以輕易地訴諸民族主義而集結選舉人口，跨國資本更可以順理成章地結合本地企業，透過政府的支援，而造成更為全面的資本與權力的集中，拉開貧富的差距，在本地形成各種形式被剝削的人口。在此現狀之下，無論是民進黨執政或是國民黨執政，都呈現了「資本─國家─民族」扣連的結構。如果代表人民的民意代表已經在此結構之內，受到資本與國家或是政黨意志的主導，那麼人民的生活權利要如何被代表呢？地方上的老百姓要如何發聲呢？
社會運動便是透過各種管道，從社會出發，使老百姓能夠與身旁受到剝奪的人一起發聲，或是彼此代為發聲，以便讓聲音能夠被聽到，進而促使政府納入考量，改變法規與制度。多數的社會運動更進而直接介入並且參與災區村舍重建，創造社區藝文空間，協助偏遠地區成立老人食堂，親身進入農村或是部落，合作改善農地、水利與農產品直銷，而重新構造社會空間、活化社區功能、加強民眾參與，以便克服政黨政治內耗之下官僚系統的惰性。這種回歸在地社會並且經營家園的運動，是持續進行的運動，其實也正是社會主義中國曾經經驗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共有經驗，而不必被任何抽象概念所代表。
以社會運動的整體意義而言，質問服貿協議的未經審議而通過，質問核能發電廠的合理性，質問死刑的正當性，為何必然是反國民黨或是反中呢？當臺灣東岸海岸線大量被購買，地價大幅炒作而抬高，當整個大臺北地區都在臺灣核能二廠的撤離範圍，而核二廠周圍三十公里內卻又超過五百四十萬的人口，遠遠超出於福島核災撤離二十到三十公里範圍的十四萬人口，當全世界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已經廢除死刑，而死刑的爭議必須持續討論時，以不同的位置進行公共辯論，要求國家重新考慮並且調整其行政法令或是制度，為何不是老百姓應有的人民主權呢？如果這麼多的社會運動，以及太陽花運動所牽動的這麼多人的思想與情感，以及反覆涉入對於運動的反省，都被犬儒主義式地嘲弄而否定，並且簡化為台獨，那麼，台獨或是獨台的意義就已經被這些社會運動所重新定義了。
二
在國家結合資本的結構之下，加上不同政黨以不同模式所操縱的民族主義情緒，我們要如何才能夠看清楚誰是「真正的敵人」？什麼外來的力量會剝奪人民使用生活空間與生活資源的自主性？當資本與土地在權力結構之下大量地被集中，而使得人們無法取得生活資源，甚至可能會無立錐之地，社會運動所對抗的物件是誰？人們所面對的主要矛盾到底在何處？
眼前我們所看到的，是當前透過國家機制以及在地政府滲透而快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與跨國資本帝國。無論是美國重返亞洲並且結合冷戰盟友，進行東亞經濟金融區域整合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 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服務貿易協定 (TISA)等計畫，或是中國「一路一帶」的經濟區域規劃，包括了上海合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 CICA)，金磚國家BRICS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South America)，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這些跨國區域經濟霸權的合縱連橫，顯然是當前後冷戰時期的新冷戰結構，一種以跨國金融體系以及新自由主義邏輯所建立的區域經濟霸權。主要的矛盾，就橫亙于這個超越于老百姓而由政府所支援的資本金融主導結構，以及被擺置牽動而無自主空間甚至無法出場的的無產者與無分者之間。
跨國區域經濟霸權的擴張，以及新自由主義邏輯的發展主義，是一個自行運轉的龐大機器，如同巨型多腳章魚，身軀隱形於雲端，而其腕足以及無數吸盤則靈活地探入各個社會，吸附當地資本與機構。如果不透過各別在地社會的內部介入以及抵制，這些資本結構必然會橫掃各個社會，透過發展主義而使得跨國都市同質化，而各地的貧富差距與階級分化則會隨之惡化，卻無法制衡。
所謂「真正的敵人」，便不是簡單的「美國因素」，自然也不是「中國因素」或是「日本因素」。將中國或是美國與日本視為敵人，則是時代性的誤識，而無法看清背後真正的敵人是結合新自由主義而自動運行的擴張式區域經濟與跨國資本主義邏輯，以及歡迎這些淩駕于本地經濟自主的強勢結構的在地政府。面對這個基本矛盾，真正要採取的立場，並不是要阻斷所有貿易關係或是選擇單邊依附區域經濟霸權。社會的本質，便是人們的生計、交往與貿易。臺灣處於幾個經濟圈的重疊處，自然不能也不必自外於這些經濟網路。臺灣應該採取的立場，應該是在地政府以及人民持續地介入與制衡，爭取平等貿易與自主空間，協助在地企業的提升，並且在長遠的目標上讓本地企業以及經濟模式脫離發展主義、市場自由競爭、以及資本累積擴張與私有化的惡性發展，以便能夠建立更有多面向活潑交往而不被意識形態或是資本權力壟斷的公共社會。
三
趙剛在《風雨臺灣》一文中強調民進黨在陳水扁政府後期主張的「中華民國是臺灣」、「臺灣現實上已經獨立」，或是馬英九所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等論點，正是獨台主張，與台獨趨同。以此前提出發，回溯獨台立場的歷史源頭，趙剛指出陳水扁的務實政治或是馬英九的彈性外交，早已在老蔣時期形成。蔣介石政權的「復興中華文化」無法面對「中華文化」的真實面貌，才是台獨反中的「不知情奠基者」。趙剛以陳映真的「左眼」，批評Kano將日本因素結合臺灣人而營造的歷史意象，正如郝伯村在臺北市長選舉期間指出當時市長競選人柯文哲是「皇民後裔」一般，對於歷史過程充滿了選擇性的拒斥。這種否認共居此地的大多數臺灣人曾經經歷的歷史過程以及生命經驗的心態，與台獨基本教義派否認外省人的生命經驗以及曾經經歷的歷史過程，或是以「公民論述」進行納入性的排除，似乎並沒有差別。
這種對於歷史的選擇性否認與拒斥，也同樣地反映出了趙剛對於持續變化與多重決定而不斷生成之歷史本質的無感。「一百年歷史視野」並不是內在決定的演進過程，也不是回到某一個時間點便可以抹除任何階段由無數內外因素構成而歧出並且累積沉澱的歷史經驗。今日的中國已經不是1949年或是1966年的中國，不是1927年黃埔軍校國共內鬥的共產黨員集團，不是民國時期的軍閥割據與南北政府對峙，更不是劇烈變遷而異族雜處的歷代不同帝國。歷史中的中國經過漫長的大遷徙與異族文化融合，在長時期的佛教化，儒釋道雜糅，以及不同歷史時期來自於希臘神秘哲學、基督教、巴比倫宗教與中亞文化的痕跡，加上蒙元時代以及大清帝國不同形式的疆域與思想的擴展，事實上混同而生成了不同時期的不同文化與不同社會。歷代疆界發生過大大小小的變動，被南北不同族群以戰爭侵入，或是以戰爭擴張，每一個朝代更有高度發展的嚴刑峻法，淩遲、腰斬、車裂、剝皮，動輒上千人的誅九族，也都曾經因為土地集中以及苛稅暴政，而發生了數百次的人民起義。這是同一個中國或是同一個帝國嗎？
同樣的，臺灣承受了中國歷史的漢語文化思想傳承，經歷了不同的殖民經驗以及多種文化衝擊，更累積而生成了豐富而充滿內在張力的不同文化與社會。這些不同的文化思想，都內在於臺灣人民的文化經驗之中。今日的臺灣早就不是1895前的清朝社會，或是日本殖民時期、國民政府戒嚴時期的社會，甚至不是1987解嚴前後的社會。如果無法面對與承認眼前共處的人們的歷史經驗，無法接受臺灣已經不是歷史中的臺灣，也不是歷史中的中國，而是當前持續發展而共同經營的社會，那麼無論是依靠以美國為主的區域經濟霸權，或是依靠以中國為主的區域經濟霸權，都無法解決臺灣的問題。
四
「亞際思想共同體」是否可以提供一個出路呢？除非能夠清楚界定「亞際」以及「共同體」的意義，並且克服「亞際」各國競逐的發展主義與軍事防禦，否則根本難以脫離全球政治經濟結構之下核心與邊緣的不平等關係的複製。亞際之間，充滿了相互重疊、相互傷害卻又相互構成的歷史過程，造成了各自更為強化的民族主義，也造成了無數共有的文化經驗。除非我們能夠歷史性地分析這些相互構成的歷史經驗及其脈絡，思考其中曾經發生的壓迫結構，以及共同抵制的思想創造，並且超越現代主權國家的防衛性邊界思維，否則我們便無法思考可以和平共處的共同體。
那麼，換一個角度，趙剛所提出的「中國作為一個理念」，在什麼層次上可能會有其意義？看來趙剛應該不是簡單地指向當前的中共政體，因為在沒有充分條件之下，這個提議很難被臺灣接受。趙剛應該也不是簡單地指向歷史中的中國，因為歷史中的中國並不是同一個中國，也並不是同一個理想帝國。
趙剛以更為複雜的說法，提出了「作為一個理念」的中國。那麼，這是什麼理念？什麼樣的「中國」作為理念，不會是另外一個區域霸權以及新殖民主義的開啟？什麼樣的「中國」理念，不會讓臺灣與大陸的社會因為當前兩個政府所支援的跨國資本企業推動的發展主義，快速地往前賓士，而陷入更為嚴重的階級分化與被剝奪的狀態？什麼樣的理念，不會讓兩岸的社會成為國家軍事發展與武力部署之下的犧牲？什麼樣的理念，不會讓兩岸的人民回到傳統層級化封建社會的沉默服從，而無法當家作主？
我們的確期待能夠構想一個不僅是兩岸而更是更大區域與全球的和平共處模式。但是，我們更關心這個促成和平共處的理念要如何實踐？如何操作？汪暉曾經提出，臺灣的新社會運動面對的政治抉擇，是在冷戰格局以及區域霸權中成為一個附庸，還是要重新思考「中國」，探討臺灣社會的自主與平等如何與大陸探尋新社會道路的努力中發生重疊。這個「中國」，是什麼意義的中國？如果「中國」可以被視為解消霸權的場域，正如汪暉或許試圖展開的模式，那麼這個「理念」便不是簡單的傳統帝國框架或是現代中國主導的政治經濟區域霸權，而是持續爭取內部平等的解放動力，或是不斷由下而上爭取在地性自主空間的制衡力量，是所有自由人的聯盟。
如果目前「中國」的概念框架無法提供這個內部爭取平等以及抵制霸權的動力，那麼，是否可以放棄這個框架，而重新思考一個可以促成此解放動力的共同理念，以便達到和平共處並且多向交流的自由人聯盟或是小社會聯邦？
（這篇短論的討論，已經在我這學期所開設的課程《共產主義理念》中與同學反復討論過，也和我的幾個指導學生交換過意見。我要謝謝這些同學對我的挑戰以及思想上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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