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陶傑的小農DNA論，再次引起論爭。梁文道批評這論述未免不夠嚴謹。才子不忿，於是列出長長的書單反駁，以資證明所謂中國民族性的研究及討論，已超過一個世紀。
可是，這種回應的水平不過是說說知識界「古已有之」罷了，但卻沒有回應質疑，沒有說清楚這何以不是訴諸族群偏見。
是的，中國民族性的討論，19世紀已經出現，並受到魯迅一代五四文人的大力呼應。然而，不要混為一談的是，所謂民族性（或國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討論，起碼可分兩個層次：一是來自19世紀歐洲民族國家理論，部分由傳教士書寫，這帶有殖民心態和種族的優越感；另一種則是五四文人的國民性論述，目的是拯救靈魂和自我批判，走向現代。
我的問題是，談劣根性也好，說DNA也罷，這到底是為了通過貶抑他人來滋養一種族群優越性，抑或是為公為民的自我改革？前者把他人的處境視為優越感的養分；而後者，則懷有哪怕是微小的改革希望（陶才子標榜自己從不憂國憂民）。可說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其次，梁文道也指出了，從陶傑到陳雲背後那條族群主義演化線。如果小農DNA的說法，過去其實是指一種文化優越論（本土右翼崛起前，他經常以之批評香港人），那今天的陳雲就相當不同了，因他把優越論徹底政治化，使之作為敵我問題。進一步，他將共產政權的兇殘、自私，跟中國人的國民性掛鈎，啟動族群大戰（所謂匪國賊民）。
我們應該注意，那些民族性格的說法，經常流於空泛，不具分析意義，且時時可以用來描述另一個族群。舉例，常說的差不多先生、窩裏鬥，根本不僅是某一族的問題。這涉及某一個共同體的知性追求是否嚴謹，和政治文明是否健全的問題（如何面對路線差異）。輕易訴諸族群本性，將使人忘了那個問題本身，而且，要證明一項國民性論斷具有解釋力（如小農DNA），絕不容易。
因而開口閉口乜乜民族性，可以是很反智的。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