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吐不快，明知寫了會給人罵，明知做的主要是文抄公，也顧不得了。
李怡〈最高的輕蔑是無言〉一文提到「西方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這個定義我十分贊同：「不僅指有知識的人，而且是能夠以懷疑和批判的眼光，為社會提供理性、公平和獨特見解的人。知識分子一定要跟權勢保持距離，對掌權者永遠抱置疑態度。」然而，定義是一回事，判斷某人是符合還是違反這定義，卻是另一回事。
如果你判斷某學者人格高尚，或判斷另一文人崇拜權勢，而如果你自己真的堅持「以懷疑和批判的眼光，為社會提供理性、公平和獨特見解」，那麼，你對這兩人的判斷，便一定要基於充分的證據，不能只憑印象，甚至是道聽途說。在輕蔑之前，要保證自己不是（無意中）誣蔑了人 --- 這是知識分子的基本良心。
要準確判斷一個人的人格，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就算是相識的，也經常判斷錯誤。因此，我批評別人的文章時，都會盡量只就文章的內容來批評，不會隨便指責作者人格低下（不過，也不得不承認間中寫得過火，在一定程度上犯了這個毛病）。
這種錯誤的另一端，是過份抬舉某文人學者的人格，甚至將他「聖人化」。李怡說自己在人格上深受徐復觀影響，字裏行間流露出對徐復觀的崇敬。我當然不知道他跟徐復觀的交情如何，對徐復觀的認識有多深，我只能說，根據我讀過的資料，我至少會對徐復觀的為人有所保留。
我所說的資料，不是道聽途說，例如只是看過李敖《快意恩仇錄》，留意到以下這一段：
「那天開庭後喝咖啡時，徐復觀心血來潮，說了一段真心話，他說：“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唸古書，唸得比我們還多還好，你卻主張全盤西化！如果你來宣傳中國文化，你宣傳的成績，一定比我們都好！” 徐復觀說得沒有錯，我真是對中國文化最有理解的人。徐復觀又說出他當年對妻子不忠在外養細姨的事，自承有“慚德”，陸嘯釗坐在旁邊聽了，一直笑，我也笑，我笑的是：這就是徐復觀的厲害處，他會以部分但白方式表示他跟你肝膽相見，但是別有所圖什麼，你就得當心了。總之，我的敵人徐復觀比同是湖北佬的胡秋原聰明多了，因此他可以兩面做人而人不易覺察出來。」
假如我這樣便相信徐復觀對妻子不忠，為人「厲害」，並當作事實寫出來，那就是沒有「以懷疑和批判的眼光，為社會提供理性、公平和獨特見解」。可是，令我對徐復觀為人有所保留的，是他和胡適的糾葛，而且根據的是徐復觀自己的文字。
徐復觀於1958年寫給胡適的信有這一段：「先生個人學養，與日俱深，即國人對世界文明之感染，亦未嘗無若干進步。先生在學術上所以領導群倫者，不僅為個人在學術上之成就，而尤為知識分子精神上之象徵。」可是，三年後，在中西文化論戰裏，徐復觀這樣辱罵胡適：
「胡博士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是東方人的恥辱。我之所以這樣說，並不是因為他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而是他過了七十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蔑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為得點殘羹冷汁，來維持早經摔到廁所裡去了的招牌，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
也許有人會認為三年這麼長的時間，足夠令徐復觀對胡適改觀。不過，徐復觀這篇「罵胡」的文章發表後兩個月，胡適便逝世，徐復觀又寫文章大讚胡適了：『東方望批評徐復觀在胡適死前大罵胡適「向西方人賣俏」，說他對胡適的學問有「微辭」；兩個月後胡適死了，又為文大捧胡適；因此「在古今中外之褒貶文章中，兩個月之內，如此轉變態度者，當推徐復觀教授為第一。」』(陶恒生〈談談台灣早年的中西文化論戰〉)
抄了這麼多書，都不過是想強調一點：在輕蔑（或盛讚）之前，都要有能夠滿足知識分子良心的證據，尤其是當你自己是位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