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的一天，維根斯坦和學生 Norman Malcolm 散步時見到一個報紙攤檔上貼著的告示，說的是德國政府指控英國政府策劃以炸彈暗殺希特拉。維根斯坦說：「如果是真的，我不會感到意外。」Malcolm 反駁說他不相信英國政府的高層會這樣做，因為以英國人那麼文明和體面，是不會做出如此不光明磊落的事；他還補充說，這種行徑跟英國人的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不相容。
據 Malcolm 在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中的描述(p.30)，維根斯坦聽到他的反駁後，反應是「極度憤怒」("extremely angry")，並說 Malcolm 的看法愚不可及，而且顯示維根斯坦對他施教的哲學訓練都是白費了。Malcolm 不肯承認自己的看法愚蠢(要一個相信有民族性這回事的人放棄這看法，實在不容易) ，兩人結果不歡而散。
維根斯坦對這件不愉快事件的重視，可以從以下這一事實看出：他在五年後寫給 Malcolm 的信中，舊事重提，語氣之重，不減當時。這次他沒有罵 Malcolm 愚蠢，而是用了兩個更貼切的字眼 --- "primitiveness"(可譯作「粗疏」) 和 "dangerous"；他這樣寫：
『每次念及你，我便不禁想起一件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事。你和我在河邊散步，走向鐵路大橋，當時我們正在激烈爭論，而你竟然談到「民族性」，如此粗疏之說出自你口，令我非常驚訝。我當時心裏想：如果研讀哲學只能令你有能力侃侃而談一些深奧的邏輯學問題等等，卻不能幫助你更有能力思考重要的日常生活問題，不能令你更謹言慎行... 至少比那些別有用心地使用危險字詞(註)的記者更謹言慎行，那麼，研讀哲學又有何用處啊！』(見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p.93)
維根斯坦用的 "primitiveness" 一詞，當然不只適用於 Malcolm，還適用於絕大部份認為有民族性這回事的人 --- 這些人對所謂「民族性」的理解都是先入為主和想當然的，不是基於充分的理據或對有關研究的認識。我不肯定沒有民族性這回事，我只是懷疑，只是認為沒有足夠理據相信，還是存而不論為妙。我建議大家談「文化特色」而不談「民族性」--- 文化特色可以承傳，可以有明顯合理的解釋，但不會神秘地深入一個人的骨髓，神秘地代代相傳。
「民族性」這個詞語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容易被利用來挑起族群之間的衝突甚至仇恨；現在別有用心地使用這個危險詞語的，不只是一些無品的記者了。想到這些人，我也不禁扯火。
(註) 維根斯坦的原文是 "DANGEROUS phrases" ，用大寫強調 "danger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