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週日 2015-07-05 Dragon Mui

「我們不想爸媽」—— 農村留守兒童悲劇重演的背後

A A A

「問她們想不想爸媽，三姐妹答道：我們不想！隨後眼睛流露出一種孤獨與苦澀。三姐妹步行半個多小時來到她們就讀的雲頂小學，校園牆上寫有“爸媽我們不想你”的粉筆字，人們都知道留守兒童只有在想念爸媽的時間才去寫下思念的文字。在雲頂小學，留守兒童不少，但像王琴、王光妹、王光豔留守三姐妹這樣多年沒見到父母一眼，甚至連父母是什麼模樣都十分淡然的不多。」

和王氏三姊妹一樣，父母出外務工而被留在家鄉的孩子，被稱為留守兒童，達6100萬之數。6100萬是甚麼概念？稍為少於英國的人口，約等於3個北京的人口，超過中國一個中等規模省份的總人口。中國大陸每五個兒童，就有一個農村留守兒童。

慘劇一再發生

上月初，貴州畢節七星關區4名留守兒童兄妹服農樂自殺身亡，最大的哥哥13歲，另外3名妹妹其中最小的只有5歲。事件震驚全國，網民熱議，總理李克強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加強督促，強調臨時救助制度不能流於形式，對造假行為要嚴厲整改問責，防止悲劇再發生。」言猶在耳，幾天之後，湖南發生留守女童在可樂中投毒致同學死亡的慘劇。其實，悲劇早已一再發生，就在3年前，同是畢節七星關區，5名留守兒童就因在垃圾箱取暖而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有報導說服農藥死亡的張氏兄妹家裡窮困、營養不良，父母均離鄉打工，祖父母去世，外公外婆年老無力照顧，4兄妹家只靠吃粟米維生，因生活費用盡而輟學1個月。但亦有內地網友指4名孩子家中並非貧困只剩玉米，亦有臘肉、滿缸的米，亦有低保。

有報導指孩子自殺當晚曾有政府官員及老師上門探望，勸他們回校上課，而孩子亦同意回校上課。但當晚官員離開後，親屬發現張氏兄妹懷疑口服農藥，其後4個孩子被警察接走。親屬稱當時不確定孩子是否已經死亡，更質疑為何孩子在官員和老師走後不久就出事，而最小的女孩屁股兩邊各有4處刀傷。官方則指13歲的大哥張啓剛當場已身亡，另有兩孩子在送院途中死亡，還有一女孩在衛生院搶救無效死亡。官方驗屍結果指死者均是服農藥中毒死亡，排除他人所為。當局更公布13歲的大哥張啓剛在遺書稱：「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知道你們對我的好，但是我該走了。我曾經發誓活不過15歲，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

事件的真相為何，有待確定。但無論是另有內情，抑或確是因為物質窮困或心理問題而服毒自殺，事件都再次喚起人們對留守兒童的關注及討論，包括對政府當局有關幫扶 / 監護留守兒童的措施、經費使用、監督是否足夠、有否失職等。

2.6億農民工，6100萬留守兒童

根據2012年國家統計局數字，中國城鎮人口上升至7.1億人，佔總人口52.57%，而鄉村人口則下降6.4億人。而農民工的數目為2.6億人(其中本地農民工約1億)，外地農民工為1.6億)，比2011年增長3.9%。城鎮人口的增加，除了城鎮化的推進外，更歸因農民工人數的上升。對於物質條件相對落後的農村來說，城市有著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好的勞動報酬，進城務工是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徑。而農民工在城市的角色日漸重要，扮演起「城市保姆」，廣泛從事建築、餐飲、家政、小商品制造等行業。然而，由於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戶籍仍在農村，難以享受務工所在地的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福利。有子女者亦難以供養子女一同在城市生活及接受教育。故此大部份農民工都會將子女留在家鄉，一個家分居兩地甚為普遍，且大多交由祖父母隔代照顧。

根據全國婦聯的統計，2005年全國農村留守少年兒童數目約5800萬人，到2010年數目上升至6100萬，增加約242萬。6100萬農村留守兒童，佔全國農村兒童人口37.7%，為全國兒童人口的21.88%。據不完全統計，在農民工輸出較多的農村地區，留守兒童比例最高達到當地中小學學生人數的40%。數據亦顯示46.74%農村留守兒童父母均外出務工，約32.67%與祖父母一起居住，10.7%與其他人一起居住，換言之，剩餘3.37% 即205.7萬留守兒童為單獨居住，無人監護照料。

留守兒童的生活與學習

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因有父母在外打工補貼的家用，加上對教育觀念的改變，會更加重視子女的教育，故生活上理應有較好的物質條件。有研究調查亦指留守兒童家庭比農村其他兒童經濟上有較好的受教育狀況。但不少貧困地區的家庭物質生活普遍仍然存在困難，獨居而沒有父母、祖輩照顧的孩子的營養狀況更令人擔憂。

而學習方面，由於父母不在身邊，但祖輩亦因年齡和教育水準所限，甚至過度溺愛，令農村留守兒童在學習上他們難以得到輔導。雖然有調查指隔代照料農村留守兒童的祖父母並非盡是年老體弱，但基本教育程度較低，絕大部分為小學文化程度，甚至有的未上過學。限於受教育水準和世代價值觀的差異，祖父母在撫養和輔導留守兒童學習確實面對不少困難。

當然，物質上政府當局還是有相當的投入。不少地方建立專為農村留守兒童而設的「留守兒童之家」，亦有學校設有寄宿制度，無論在生活條件以及學習輔導方面都對留守兒童的成長有較好的保障。亦有些地方政府推出惠農的政策，例如在貴州，當局廣泛在農村學校推行了營養午餐，讓孩子們在學校能吃到免費的早餐和午餐，專案由中央財政撥款，與地方政績考核掛鉤。又如畢節當局在3年前的留守兒童垃圾箱取暖死亡事故後，宣佈對全市範圍內留守兒童進行逐一排查，設立留守兒童專項救助基金，採取一對一幫扶措施，每年拿出經費約6000萬元用於保障留守兒童的學習和生活。措施表面上看來給力，但執行是否到位、能否持續、監督是否足夠則另當別論。

心理問題不容忽略

教育機會、溫飽等基本生活問題以外，更難解決亦最易為人所忽略的是留守兒童因與父母長期分離而引致的心理問題。父母在外地務工，與留守家鄉的子女分居兩地，可能要到春節回鄉一年才見那麼一、兩回，而經濟條件比較困難的甚至兩、三年才見孩子一面。雖然彼此間可以靠電話聯繫，但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感情無疑會因此變得疏離，產生隔閡。一旦遭到欺負，即使與祖父母同居，亦由於代溝而難以深入溝通，有時只得倚靠朋輩。但朋輩畢竟難以取代家人，一旦遇到不如意，或是受到欺負霸凌，則易有自卑、自閉傾向，甚至誤入歧途，生活、學習均易生障礙。

父母常年不在家，孩子則有如被拋棄。而根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調研報告《農村留守兒童存在的九個突出問題及對策建議》顯示，49.2%的留守兒童在過去一年內遭遇過意外傷害；43.8%的留守兒童對學習不感興趣；39.8%的留守兒童感到孤獨，其中經常覺得孤獨的留守女童達到42.7%；部分留守兒童更有自殺傾向。家庭支援的弱化，對留守兒童的成長，無論是生理上抑或心理上都影響甚大。有內地網友曾如是寫到：「在鄉村，孩子們自己會天然排序，父母俱在或經常回家的，人前人後揚眉吐氣。父母離異的，就眉目黯然，如果父母離異了且常年不回家，甚至過年也不再出現的，更加孤苦伶仃。再若連爺爺奶奶也沒有，就和孤魂野鬼相去不遠了。在一個鄉村的叢林法則中，他們處於最低階。這恐怕是他們越來越自閉的主因。」

農民工父母的兩難

父母每一次離家外出務工，對孩子都是一次傷害。有孩子會蒙著被子哭一場，有的說起爸爸媽媽就眼淚直掉；有的被問起想不想爸媽，竟答「我們不想﹗」，隨後眼睛流露出的卻是不應屬於這個年紀的孤獨和苦澀，對爸媽的模樣因多年不見已十分模糊。然而，城鄉二元體制、差距突出的情況底下，能否繼續倚靠傳統的農耕勞動維生尚未可知，但出外打工肯定是改善生活的途徑。畢竟城市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較多的勞動報酬。隨著父母出外務工，以及政府當局的照顧留守兒童的措施，經濟條件得以改善，上學、溫飽不再是奢望，但代價卻是父母長期不在家，孩子無所依靠，物質再好再豐盛、關顧措施再到位，也不能彌補親情的缺憾。兒童成長最重要是家人的陪伴照料。於農民工父母而言，這不折是一個兩難處境、無奈之舉。

為避免悲劇再次發生，不少人認為政府應加大資源的投入，加強對留守兒童的監護和救助，並建立安全保護的預警和應急機制，提供心理教育/輔導，以及建全政策、法律體制以保護農村留守兒童。但在缺乏監督底下，措施執行難免會打折扣，甚至只會淪為是應付事故發生後來自輿論和上級的壓力而走過場的把戲。然而，即使再多的資源投入、再到位的措施都難免是治標不治本，悲劇只會一再發生。根源問題為何？

問題的根源：城鄉二元體制

問題之根源在於農民工為生計而出外務工，在未能享用務工所在地生活負擔以及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的情況下只好將與子女異地分離，將子女留在家鄉。因此，解決問題的根源在於改變現有城鄉二元的體制。

其一是改變現有城鄉戶籍待遇的限制。在現有的戶籍制度底下，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是入學、就業、居所以及所享受的社會福利理論上都限於戶籍所在地。農民雖然可到城市打工，但戶籍始終在家鄉(農村)，故此享受務工所在地的住戶、醫療、教育的社會福利，缺乏社會保障。農民工在建設、服務務工所在地。但卻往往被視為二等公民，經濟和文化上受到排斥，未能融入城市。他們亦被迫與子女分離，犧牲了自己的家庭。

但他們亦確實是城市的建設者、服務者，在城市生活，是當中的一份子，理應一同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城市負擔他們的社福責任亦是應有之義。

隨著社會的發展，近年廢除限制人民流動、生活的戶籍制度的呼聲不絕。政府亦開始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去年國務院印發《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決定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逐步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性質區分，而農民工將分階段進行落戶城鎮，其中小城鎮的落戶先行放寬。消除農民工融入城鎮的障礙，享受應有的社會福利，包括醫療和子女教育。而相比起中小城鎮，落戶大城市的阻力仍然很大，門檻依然很高。因為農民工落戶，對城市難免帶來一定的社會負擔。縱然未能將戶籍遷移大城市，但農民工其實可以透過居住許可證的制度，享受基本的、部份的社會福利保障，例如子女的教育，讓他們進行務工的同時亦帶同子女，無須因異地分居而未能加以照顧，為子女提供比較具質素的教育機會。

雖然根據教育部的數字，截至2014年底，全國隨遷子女在公辦學校就學比例保持在80%；此外，政府購買的民辦學校學位在2014年達到124.6萬個。然而，相比起留守兒童的數目，為隨遷子女提供義務教育的資源投放仍然嚴重不足。而部份大城市，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門檻相當高，以北京為例，2014年，非京籍適齡兒童申請在北京接受義務教育，家長需提供「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名簿、在京暫住證、戶籍所在地出具的在無監護條件證明」（俗稱「五證」），此外，部分區縣的審核要求甚至更為嚴格。因此教育部副部長劉利民亦表示將「繼續消除隨遷子女就學障礙」、「簡化就讀手續，規範入學程式」。成效如何，將有待觀察。

而另一個解決源頭在於縮減城鄉差距，發展農村和鄰接城鎮，同時發長內陸地區特別是西南二、三線城市，讓出外務工的農民工可以回到家鄉或就近的城鎮/城市謀生，無須離鄉別井，便於照顧子女和老人，亦可減少東部沿海城市、大城市的人口壓力。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年增長多年來都超過7%，經濟發展的背後其實是不少農工民用青春、勞力、血汗以及萬千農村留守兒童與父母分離的代價換取的。農民工家庭其實理應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容許融入務工的城市，那六千多萬留守農村的農民工子女，都理應在父母的撫育下成長，接受優質的義務教育，而非被留在家鄉而無所倚靠，容讓悲劇一再發生。

======================
團圓有多遠

新華社攝影記者劉杰在2011年12月拍攝一組名為團圓有多遠」的照片，他先到四川樂山市夾江縣歇馬鄉給當地的「留守兒童」拍照，然後把照片沖曬放大，找到這些孩子在異鄉的父母，讓他們在畫面上「團圓」。相片中，這些在城市裏打拼的父母，或坐或站，跟孩子的照片合影，畫面雖樸實無華，帶有全家福的意義，但是照片中的家庭卻並不團圓，令人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