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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高牆或雞蛋以外,牛虻型知識份子(續談筆戰)

高牆或雞蛋以外,牛虻型知識份子(續談筆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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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右翼族群主義正值高漲,政治情緒愈形激烈的時代,我以為知識人本來就好應該,將其中雜亂無章的東西,嘗試拿到知性的顯微鏡底下檢視一番。所謂知識的介入,並非動員群眾的修辭,因而通常抽象而複雜,但這一動作至少叫差異的思想能夠碰撞一下,或起碼防止魅惑的修辭過於容易沖昏頭腦。

我知道,在香港這種想法不會有多少人接受。

近日,看著才子文人在他們短小精悍的方塊文章中,如何加油添醋,使出文字摔角手的技擊,或所謂叫讀者看得夠爽,於是乎,輕易將別人的批評意圖扭曲為向主子告密、在大陸謀生,甚麼「中國文人的基因,是酸澀,有『打筆戰』之惡習」,等等,你就知道,現代西方民主所強調的政治公共論域,或面對分歧所要求的公共理性,在香港其實是難以札根的。

除了以上的誅心論,還包括網絡群眾拒絕長篇大論的批評(也不過是3、4000字),甚至動不動指控知識份子離地、脫離群眾,凡此種種都好像再次証明知識批判本身並沒有自身的獨立性。

前輩評論家說,檢驗知識份子的標準就是看他跟權勢的距離(在這個語境下就是共產黨),然而,除了批判共產黨,難道讀書人就沒有其他東西需要堅持嗎?在政權之外,難道就沒有其他支配性的力量妨礙自由和平等的實現?

這時候,回想一下一個比現代民族性論述更古老的知識傳統或許是有益的,那就是被判死於雅典城邦的蘇格拉底所代表的政治哲學方式。蘇格拉底並沒有把自己的哲學定位,作高牆或雞蛋的傳聲筒,而是兩者之外,即所謂牛虻。

他在民眾法庭那次獲得永久迴響的申辯中說道:

「城邦就像一匹高大而高貴的馬,由於它的身形龐大而變得懶惰,它依賴於像牛虻一樣的東西來使它保持清醒。我想是神把我作為這樣一個人負載在城邦上的,我整天到處繞著你們轉,不停地刺激、勸說並責備你們每個人。」

換句話,為了達致追求正義和靈魂的自我認識,知識份子不可避免具備一份牛虻性格,時刻反問,叮咬城邦的思想惰性,以使這匹高貴的馬保持清醒。畢竟,雅典民主式的多數支配跟正義及理性不一定等同,當然,這最終也為哲人招致殺身之禍。

進一步說,那些不具牛虻性格、甚至以討好為己任的民眾演說家、煽動者,又該怎麼看待呢?在雅典,他們被稱為詭辯學派。他們的風格是,將言論修辭視為一種支配的技術(包括多數支配),通過化妝易容,討好觀眾,從而將弱的論斷,變成強的論斷,販賣雄辯以擊倒對手。

這就構成了雅典城邦中哲人和詭辯派的長久對立,前者通過理性來尋找正義,使思想服從於對事物原理的探求,而後者則把語言作為支配的力量、拗贏的把戲及諂媚的技術。

如果語言文字只是一種叫讀者爽、鬧爆、討好的文章技術,而相反,挑戰大眾、長篇大論、要求公共理性等,卻只會被視作權力共謀、離地、不切實際,那末,那些論戰無論再發生多少次,香港的公共知識都不會從碰撞中得到更新、累積和成長,因為裡頭充滿了理性之外的誅心論,充斥太多思想知識之外的市場和民粹的要求。

套句家駒的名言,我們不妨說,香港並無真正講求知識、理性(眾數)的公共圈,而只有愛打爛仔交的媒體名嘴輿論圈。

刊於7月5日明報世紀版,刊出時題為「筆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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