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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小西: 小劇場與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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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小西: 小劇場與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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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自康樂文化事務署網站

最近跟位於灣仔富德樓的「小劇場工作室」的藝術總監蕭勁強聊天,談到第一屆小劇場節的具體安排事宜。 蕭總監原擬邀請筆者主持小劇場節開幕座談會,談談本地小劇場的發展情況與展望。由於相關的議題在過去三十多年早已被反覆討論,加上筆者近年對城市與文化發展之間關係的興趣,於是筆者向蕭總監提出了反建議:在西九年代,何不借着舉辦小劇場節的機會,談談「小劇場與城市發展」的關係。

我們知道,「小劇場」是一個外來的概念,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隨着當年一批放洋歸來的劇人(例如毛俊輝、鄧樹榮、莫昭如、進念二十面體的榮念曾等)與年青劇場工作者(例如陳炳釗、梵谷、張達明等)的努力,開始將六、七十年代於日本、歐洲、美國等地興起的小劇場美學引進本地劇壇。曾幾何時,本地小劇場的種種創作與實踐,儼然形成一股藝術潮流,遍地開花,影響至今。

都市化與小劇場的興起
要言之, 小劇場的核心精神,在於「探索」,其間包括對創作形式本身、劇場跟社會之間的關係、場地的空間運用(例如演區界分、演出者與觀察之間的關係)方面的探索。由於小劇場運動最初是在面積較少(座位大約少於二百)、彈性較大的小場地冒起,故此跟一般(大)劇場比較,有較大和有趣的可能性。小劇場運動的興起,跟六、七十年代日本與歐美的社會反抗運動密切相關,但當時的小劇場運動闖將不單在議題上以劇場介入社會,也從劇場美學的內部,作出種種的實驗與顛覆。很明顯,小劇場不單是空間小的場地,更是一種由空間延伸出來的實驗劇場美學。

跟六、七十年代在日本、歐洲、美國等地興起的小劇場運動相似,香港的小劇場也興起於時代急劇變動之時,第一波是九七香港主權移交前後,第二波則是近年隨着急速的都市化(Urbanization)與整體「文化轉向」而出現的小劇場小陽春。 事實上,城市從來都是文化的集散地,尤其劇場。 要知道,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城市往往是資本、基建、資訊、人力資源與人口的密集交滙地。大量的多元人口在城市生產、消費與相遇。人是精神的動物,他們除了生產物品, 也創造價值,生產與消費城市的精神文化。所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在紐約這樣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為什麼會出現「外百老匯」(Off-Boardway)與「外外百老匯」(Off-off-Boardway),韓國首爾則出現了惠化小劇場區。至於東京與台北的小劇場,就更是遍地開花。簡言之,小劇場是城市發展的活力與創意之泉源。

作為「都市共享資源」的小劇場
要知道,文化從來都是建構複雜多元的城市肌理的「都市共享資源」(Urban Commons)之一。根據美國著名批判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解釋:「共享資料中心並不是作為一種特定事物、資產甚至特定的社會過程建立起來的,而是作為一種不穩定的和可以繼續發展的社會關係而建立起來的,這種社會關係存在於某一自我定義的社會群體,以及實際存在或有待創造的、對其生存與生活至關重要的社會與(或)實際環境的種種特點之間。」 換言之,「都市共享資源」乃民眾經年累月透過社會互動與地方建設所打造而成,而文化更是其中的關鍵。

我們知道,城市生活複雜而多元,非靠單一規劃所能達至。城市就像一個有機生命體一樣,自有其生長的節奏與速度。其實,「都市共享文化資源」也是這樣,總是經年累月而成。要營造「都市共享文化資源」並無截徑,經市建局一手拆毁的囍帖街正是顯例,由囍帖街到「囍歡里」,更新了建築,卻失卻了珍貴的「都市共享文化資源」。同樣的思路也可以應用在本地劇場的發展之上。固然,隨着近年本地劇場製作需求之上昇,「場地荒」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不幸的是,本地大部份演出場地至今仍然康文署手上。雖然,面對需求之增加,康文署近年開始放寬政策,容許與團體合辦的節目在非康文署系統之場地演出,甚至將康文署部份場地的展覽廳改建成黑盒劇場,但相對於自然漫生的民間小劇場場地,官家小劇場還是限制較多。況且,要營造豐富的「都市共享文化資源」,自然是愈多多元的小劇場便愈好。事實上,近年本地劇壇便冒起了好些有趣的民間小劇場空間,例如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黑盒劇場、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青年廣場Y劇場、Loft Stage Independent Theatre、Theatre π、DynaMicS Studio 1 以及文首提到的小劇場工作室等等。 當然,要發展民間小劇場,最大的困難在於資源緊絀,但如何為民間提供足夠的條件,讓小劇場自行遍地開花,讓「都市共享文化資源」變得得更豐富,大概是香港特區政府在「文化轉向」的大時代中所必需思考的課題。

作者為文化評論人

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原文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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