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自康樂文化事務署網站
最近跟位於灣仔富德樓的「小劇場工作室」的藝術總監蕭勁強聊天，談到第一屆小劇場節的具體安排事宜。 蕭總監原擬邀請筆者主持小劇場節開幕座談會，談談本地小劇場的發展情況與展望。由於相關的議題在過去三十多年早已被反覆討論，加上筆者近年對城市與文化發展之間關係的興趣，於是筆者向蕭總監提出了反建議：在西九年代，何不借着舉辦小劇場節的機會，談談「小劇場與城市發展」的關係。
我們知道，「小劇場」是一個外來的概念，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隨着當年一批放洋歸來的劇人（例如毛俊輝、鄧樹榮、莫昭如、進念二十面體的榮念曾等）與年青劇場工作者（例如陳炳釗、梵谷、張達明等）的努力，開始將六、七十年代於日本、歐洲、美國等地興起的小劇場美學引進本地劇壇。曾幾何時，本地小劇場的種種創作與實踐，儼然形成一股藝術潮流，遍地開花，影響至今。
都市化與小劇場的興起
要言之， 小劇場的核心精神，在於「探索」，其間包括對創作形式本身、劇場跟社會之間的關係、場地的空間運用(例如演區界分、演出者與觀察之間的關係)方面的探索。由於小劇場運動最初是在面積較少(座位大約少於二百)、彈性較大的小場地冒起，故此跟一般(大)劇場比較，有較大和有趣的可能性。小劇場運動的興起，跟六、七十年代日本與歐美的社會反抗運動密切相關，但當時的小劇場運動闖將不單在議題上以劇場介入社會，也從劇場美學的內部，作出種種的實驗與顛覆。很明顯，小劇場不單是空間小的場地，更是一種由空間延伸出來的實驗劇場美學。
跟六、七十年代在日本、歐洲、美國等地興起的小劇場運動相似，香港的小劇場也興起於時代急劇變動之時，第一波是九七香港主權移交前後，第二波則是近年隨着急速的都市化(Urbanization)與整體「文化轉向」而出現的小劇場小陽春。 事實上，城市從來都是文化的集散地，尤其劇場。 要知道，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城市往往是資本、基建、資訊、人力資源與人口的密集交滙地。大量的多元人口在城市生產、消費與相遇。人是精神的動物，他們除了生產物品， 也創造價值，生產與消費城市的精神文化。所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在紐約這樣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為什麼會出現「外百老匯」(Off-Boardway)與「外外百老匯」(Off-off-Boardway)，韓國首爾則出現了惠化小劇場區。至於東京與台北的小劇場，就更是遍地開花。簡言之，小劇場是城市發展的活力與創意之泉源。
作為「都市共享資源」的小劇場
要知道，文化從來都是建構複雜多元的城市肌理的「都市共享資源」(Urban Commons)之一。根據美國著名批判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解釋：「共享資料中心並不是作為一種特定事物、資產甚至特定的社會過程建立起來的，而是作為一種不穩定的和可以繼續發展的社會關係而建立起來的，這種社會關係存在於某一自我定義的社會群體，以及實際存在或有待創造的、對其生存與生活至關重要的社會與（或）實際環境的種種特點之間。」 換言之，「都市共享資源」乃民眾經年累月透過社會互動與地方建設所打造而成，而文化更是其中的關鍵。
我們知道，城市生活複雜而多元，非靠單一規劃所能達至。城市就像一個有機生命體一樣，自有其生長的節奏與速度。其實，「都市共享文化資源」也是這樣，總是經年累月而成。要營造「都市共享文化資源」並無截徑，經市建局一手拆毁的囍帖街正是顯例，由囍帖街到「囍歡里」，更新了建築，卻失卻了珍貴的「都市共享文化資源」。同樣的思路也可以應用在本地劇場的發展之上。固然，隨着近年本地劇場製作需求之上昇，「場地荒」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不幸的是，本地大部份演出場地至今仍然康文署手上。雖然，面對需求之增加，康文署近年開始放寬政策，容許與團體合辦的節目在非康文署系統之場地演出，甚至將康文署部份場地的展覽廳改建成黑盒劇場，但相對於自然漫生的民間小劇場場地，官家小劇場還是限制較多。況且，要營造豐富的「都市共享文化資源」，自然是愈多多元的小劇場便愈好。事實上，近年本地劇壇便冒起了好些有趣的民間小劇場空間，例如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黑盒劇場、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青年廣場Y劇場、Loft Stage Independent Theatre、Theatre π、DynaMicS Studio 1 以及文首提到的小劇場工作室等等。 當然，要發展民間小劇場，最大的困難在於資源緊絀，但如何為民間提供足夠的條件，讓小劇場自行遍地開花，讓「都市共享文化資源」變得得更豐富，大概是香港特區政府在「文化轉向」的大時代中所必需思考的課題。
作者為文化評論人
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原文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5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