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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我家系列(二)】- 「家是回憶的一隅」

【香港是我家系列(二)】- 「家是回憶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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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Mart 的白皮膚外表是他成爲「香港人」最大的障礙,那麼,伊莎貝拉的問題剛好相反 - 她擁有黃皮膚黑眼睛,耳垂以下的長髮燙成金色,活脫脫是本地潮女一族,自動被歸類爲「本地人」,承受著社會對「本地人」的一般行為規範與期許。然而,對於這個身份,她卻不盡理解,甚至可以說是有點被硬套的成份。

伊莎貝拉的父母是香港人,早年移民英國;她本人在倫敦出生、長大,自從四歲上學後就很少說廣東話了。雖然擁有香港居民身分證,每年也回港探親,但香港在她的身分認知裡,香港不過是親戚居住的城市。

伊莎貝拉大學畢業後,想往外闖一下,念文學、立志當作家的女生,首選是美國文化之都紐約。可是,陰差陽錯下,伊莎貝拉獲得香港 TimeOut 雜誌的見習機會,正好趁機會探索這個既不熟悉也不陌生的亞洲城市,就決定回來工作兩個月。誰知一住,就是四年;當年的見習生,輾轉做過其他雜誌後,也成為 TimeOut Hong Kong 的文化主編。這也是伊莎貝拉愛香港的原因:「跟其他大城市相比,香港是其中一個善待年輕人的地方。如果你年輕、有幹勁,正嘗試開展自己的事業和生活,香港提供很不錯的土壤。這個城市每時每刻有事發生,而且各個專業之間的邊界比較含糊,機會多的是,感覺像吃自助餐,每樣菜餚也可嘗一點;只要你能追上城市的步伐,很快就能在事業上取得小成就了。相比之下, 在紐約、倫敦等城市,很多專業有既定的規範;沒有事業基礎的年輕人要幹一番事業,就難得多了。」訪問之時,伊莎貝拉已離開香港,到紐約找寫作機會。她這樣回憶生活四年的城市。

雖說香港機會很多,伊莎貝拉在事業上卻不無掙扎,而這種掙扎,跟身份認同有很大關係。「我是個作家/記者,寫作是我的工作。然而,當你無法找到自己的定位,就很難理解、書寫你身處的城市。來香港後有一段時間,我都在適應文化衝擊。我在英國出生、長大,習慣在一個白人的城市生活;我是他們的一分子,他們不會用奇怪的目光看我。可是在香港,天啊所有人突然都跟我長得一樣了,而我卻不是他們的一分子:我總覺得街上的人都奇特的目光看我。」定位上的困難,間接影響了她的寫作:「要從新適應一個以中文爲母語的地方,對我來說也很難: 我不停問自己,我為甚麼要用英文寫作?我到底要寫甚麼?寫給誰看?我開始覺得自己說英文是虛偽的表現:從前我外公就經常怪我沒有學好中文。我每次用英文寫作,都很有罪咎感。這些掙扎,反映在我的小說文字裡,成了自憐自嘆的絮語,於是我索性不寫小說 - 小說不應該是純粹記錄個人掙扎的載體,應該言之有物,這點很多年輕作家都忘了。」不寫小說,伊莎貝拉把精神都投放在散文/報道寫作中,有意識地向英語讀者介紹本地文化活動。「這算是利用我的身份,寫點有意思的東西吧!」

有趣地,伊莎貝拉的身份也成為她探索城市的最佳工具 - 她看上去是香港人,會說一點廣東話,對於一些本土小店、食肆對她的「防範」也就少一點。「當然,人們還是會問我從哪裏來,為甚麼說廣東話有口音,我有時候也還會不舒服。可是,相對於倫敦和紐約,我覺得香港人是很友善的 - 他們問,是出於好奇。在美國,黑人所受的惡意歧視嚴重很多呢!」她說。

伊莎貝拉在港的四年,可算是香港政局最動盪的幾年,半年前的雨傘運動,對於社會各界啟示猶深。伊莎貝拉作為媒體工作者,理應收到第一手資料,做出跟進。諷刺的是,由於媒體工作實在繁重,她除了自己工作的雜誌外,基本上很少看其他媒體報道,結果到雨傘運動正式開始了,她才「臨急抱佛腳」閱讀相關資料。一讀之下,抱著相機走上街頭,從此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在佔領區看見她的身影。伊莎貝拉一邊爲運動的和平非理性感到驕傲,一邊卻爲香港政局感到可悲。「民主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 - 當然我非常支持民主政制,但世上有那一個民主政制真正公平?再者,即使我們朝向同一目標,沒有清晰領袖和策略的社會運動向來都是很難執行的。看著學生一腔熱誠推動改變,相信改變,我差不多感到可悲 - 他們是那樣真誠,但現實卻那樣殘酷,民主的路如此難走。」

普選之路遙遙無期,香港社會卻先出現前所未有的政治化。所有領域,包括藝術、文化、飲食各樣,都必須在政治的語言、框架下被討論。「有時候,連我們選擇跟誰溝通,跟誰割席,都跟政治有關,這讓我透不過氣。尤其是對於草根藝術,這樣的單一討論很不健康。」除了政治,金錢也是主宰城市話語系統的重要元素:「我是一個文化記者,在這個年紀,我還希望吸收更多養份,看到更多層次、面向的藝術 - 草根的、中產的、大師級的、即興的。在香港,我看不到這個層次 - 藝術彷彿不能跟金錢、市場分開,城市缺乏免費的藝文活動,尤其是語言文學方面的。無可否認,藝術文化由多個元素構成,藝術市場肯定是其中一環,但卻不是唯一一環。歸根究底,藝術的本質跟金錢沒有關係。我在香港的時候,成立了 Liars’ League Hong Kong,是每月的文學活動,徵集本地英語小說創作,選出好作品,在不同場所如酒吧、咖啡由演員演繹,參加費用全免。雖然我們無法改變整體氣候,但總算盡了自己的能力,替文化圈加入免費活動的元素。不過畢竟,香港還是一個很年輕的城市,所提供的文化藝術活動有限,所以我選擇離開,去看看別的東西。」

帶著對香港的種種複雜感情,伊莎貝拉離開了香港,前往紐約。然而,在港生活的烙印並沒有消失:「突然,我又重新回到一個以英語爲母語的城市,四周有很多白人。不過,我發現自己比從前更意識自己的亞洲身份 - 我開始留意紐約的華人社群;我想念香港時會到唐人街走走。有一次,我在華人區找到一個香港人店主,在那裏吃了一碗久違了的麵,開心的感覺難以言喻!從前在倫敦,我無法理解為甚麼華人總是待在一起,為甚麼他們會結伴到唐人街吃飯 - 我從來不覺得有這樣的需要。現在,我好像理解多了。」

人在紐約,伊莎貝拉對香港依然有「家」的情懷。對她來說,家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地方,而是回憶的軌跡:「家是我兒時在倫敦居住的房子,是我祖父母在溫哥華的祖屋,是我在香港經常光顧的茶餐廳。他們都在我生命的某個時期,給我家的溫暖。然而,這些地方/感覺在現實中都不再存在了 ,只是回憶的一隅,驅使我繼續前行。」

這個訪問來得那樣自然,伊莎貝拉的答案來得那樣準確 - 顯然這些問題,她都想過無數次了,而且依然在想。

註一:Liars' League Hong Kong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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