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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黨國的手沒有離開過學校

黨國的手沒有離開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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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部科學省最近向中小學發出指引,把「國」界定為「歷史和文化的共同體」,而不是「政府和內閣等統治機關」。北京政府經常把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掛在口邊,從文科省這次指引來看,把「國」和「政權」區分的思想,似乎又比試圖把黨和國混為一談的洗腦教育好一點吧。

黨國仍然盤踞

2011年開始至2012年高潮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很早就點出了「洗腦教育」的可鄙和可悲。可鄙,在於有人曲解港人的身份認同,把港人不認同香港和北京政權歸咎為國民身份認同不足,並因此大搞「國民教育」而從中漁利;可悲,是因為孩子的教育被這種虛假的情意綑綁、植入,真誠是德育的重大價值之一,現在,家長和教師卻只能端坐其中,眼巴巴看著假情假意像病毒一樣散播。

反國民教育運動波瀾壯闊,「成功」促使政府擱置國民教育的課程,擱置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政策。然而,課程擱置,沒有成科之後,黨國其實一直盤踞學校,上下其手,從沒有離開過,要加固對人民的控制。

為了利益出賣原則

在改革開放以後,政權仗賴經濟迅速發展,打造大國崛起的形象,哪管犧牲環境、倫理和公民權利。發財未必立品,政權沒有真正的民主支持,便只有用金錢來證明其管治,於是,大國崛起了,卻像一個暴發戶,以為「有錢使得鬼推磨」,卻給下一代傳遞一種「凡事向錢看」的惡習。像某親中社團,贊助的是中學生暑期美國交流,卻要參與遴選的學生錄影片段支持政改方案,然後放上網上去宣傳,以示中學生也為政府撐場等等。

學生私隱等權利有沒有得到保障,學生獨立自主的意識是否足夠,固然是這件事的關注重點,更應留意的是,有沒有學生為了得到交流資助而說了違背信念的話,甚至世故到認為,為了團體的贊助,自然要說一些中聽的話之類?這種功利的交易思想,會如何牴觸本來已如逆水行舟的道德教育?究竟,已有多少這類活動,藉著全方位學習、境外學習等名目,滲透學校,施以利誘,使學生習染如何為了利益出賣原則?

使人齒冷的,是這種做法是如此公然,彷彿理所當然。當然,主事者當初或許估計不到,有關片段公開後,輿論反彈甚烈,聲援有關學生者眾,使得該社團偃旗息鼓,收回片段。值得推敲的,是主事者事前是怎樣估計民情的呢?他們是否早已習慣專制政權治下社會人情冷漠,利字當頭是非大可不分的價值觀?他們是否要把這種價值觀帶進香港,甚至相信早已隨九七回歸降臨特區?如果說,政改爭議終會落幕,但扭曲價值觀卻是長遠的,根深蒂固的,為了利益出賣原則,儘管只是一次,已足以成為人生甚至人格的一部份,誰能容忍下一代的人生和人格經常受到這樣的試探甚或玷污呢?

灌輸「國」「家」含混的思想

如果說上述借遊學交流面試作政治表態的是僭建出來的,則許多課外活動本身就問題多多,像遊學團加插聆聽黨幹部發言,參觀只看光明面等等,只不過因屬細水長流,並不容易察覺。2012年反國教運動時已揭發有所謂「國民小先鋒」「軍校集訓」等等,到了2015年初,更成立了「青少年軍」,制服團體作為課餘活動,固然有社群發展的意義,但黨國之手卻利用紀律團隊的服從特性,灌輸「國」「家」含混的思想,甚至主催「國」比「家」重要,國民身份認同無可質疑等等,既違反常識,更違反教育原則。

規範局限真心 語言學習大忌

在香港,對並非生活在普通話語境的學生,「普教中」是另一個違反教育原則的例子。提倡「普教中」的一個主要理由,是所謂「我手寫我口」,持這種觀點的人大抵以為嘴裡說普通話了,寫出來便是符合語法的文字。這樣的說法,要非誤導,也是誤解。對香港大部份缺乏普通話語境的學生來說,硬要以不是他們擅長的語言學習,其實形同窒礙他們思想,變成以普通話的枷鎖強加在學生身上,則和一百年前提出「我手寫我口」的新文化運動所主張的自由和解放,可謂背道而馳。

只看到學生寫作時寫不了合乎語法規範的書面語,便主張「普教中」,可謂斷錯症也開錯方。學生寫作的問題主要還在於思想內容較簡單貧乏,而不僅僅是語法的問題,更何況語法清通,其實正在於思想清通。學生在習得、發展語言能力的時期,講求兼收並蓄、積累豐富的語言素材,過於著重單一標準,思考或開口時顧及外加於其身的對錯規範,多於自己內心真正想說的內容,則可謂本末倒置。如果我們想學生習慣事事順從,不想培養學生獨立自主,則「普教中」正可大派用場。

使母語淪為次等

使用一種凌駕性的、外來的、陌生的語言,加之於本地,並使本地的母語淪為次等,可謂殖民主義者控制殖民地子民的慣技。香港在九七前還是英殖民地,港人對這種語言的霸權不會感到陌生。當然,九七後香港在名義上已不再是任何宗主國的殖民地,北京一直宣稱這是國家在港恢復行使主權,可是,從語言政策的角度來看,「普教中」使普、粵之間形成一種分層的效果(stratified),竟和殖民地語言的功能如出一轍。

英殖民政權退出後,特區政府首要重視的三大政策,必然包括教育。一方面,培育廿一世紀公民的需要,確實使教育體制以至課程都必須改革;另一方面,教育作為國民身份認同、價值觀培養的途徑,也是任何政權都不會忽視的。近年社會爭議不斷,甚至因中港矛盾而引起身份認同的問題,尤以新世代為然,於是,一些政客或為了討好專制政權,或不好直指政府認受性不足的核心問題,便屢有諉過於課程,生安白造許多虛假的議題,例如高中的通識教育科討論政治過多,初中中史科並非必修而內容也太少談及國家的成就等等,於是便成為這兩科的改革爭議所在。

虛假議題的課程改革

課程不是不可改革的,問題是,課程改革的命題如果只是出於政客的短期需要,例如為社會爭議尋找代罪羔羊,則這樣子的課程改革便是政治的干擾,最終受害的不也是學生嗎?舉例說,初中中國歷史科的中期檢討,竟提出「詳近略遠」,其實又是一個假命題。

「詳近略遠」的論述其實不是真的看時間上的詳略,何況,所謂「詳近」也不是真的去多教香港本土史甚至學生住處和學校附近的地區史、街道史,這樣認真對待「詳近」,大抵又會被誣為給本土意識鋪路。即使撇開空間上的「近」不談而只談時間上的「近」,倡議改革者實在不想教授「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以至於「六四事件」的,國內掌權集團的家人都擁著巨富到外國這樣的「當代」歷史,一樣不見容於改革倡議者。

通識教育科本質上就是一科學習理解社會爭議、如何在眾議紛紜中判別是非的學科。除非我們認定未來社會沒有爭議,否則通識科的價值可謂無容置疑。也正因如此,通識科的學習才會直接處理社會爭議,無所忌諱得有一種「捨我其誰」的氣魄。政客把社會爭議的根源歸咎於通識老師,實在對秉恃這種專業、均衡客觀的老師大不敬。可幸的是,在中期來討的諮詢期內,通識教師捍衛專業也捍衛了尊嚴,予歪曲的言論以迎頭痛擊。

教育局作為管理教育的政府部門,有豐富的人力物力,應有能力和意志阻止各種政治力量干擾教育的正常運作,可惜,自從局署合併後,教育局的政策連基本的質素保證也成疑問,更何況是有北京政權撐腰的各種政治力量?在教育局也失守後,教師專業、民間發聲大概是最後的選擇了。和2012反國教的一場運動不同,如今的角力或抗衡,將會曠日持久,論物質資源、政治力量,黨國集團和公民社會之間,短期而言當然實力懸殊,但黨國所缺乏的,其實正是公義,公義匱乏的政權,總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歷史將會告訴我們,為了真誠和公義,為了下一代的價值培育,人民是無畏無懼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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