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部科學省最近向中小學發出指引，把「國」界定為「歷史和文化的共同體」，而不是「政府和內閣等統治機關」。北京政府經常把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掛在口邊，從文科省這次指引來看，把「國」和「政權」區分的思想，似乎又比試圖把黨和國混為一談的洗腦教育好一點吧。
黨國仍然盤踞
2011年開始至2012年高潮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很早就點出了「洗腦教育」的可鄙和可悲。可鄙，在於有人曲解港人的身份認同，把港人不認同香港和北京政權歸咎為國民身份認同不足，並因此大搞「國民教育」而從中漁利；可悲，是因為孩子的教育被這種虛假的情意綑綁、植入，真誠是德育的重大價值之一，現在，家長和教師卻只能端坐其中，眼巴巴看著假情假意像病毒一樣散播。
反國民教育運動波瀾壯闊，「成功」促使政府擱置國民教育的課程，擱置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政策。然而，課程擱置，沒有成科之後，黨國其實一直盤踞學校，上下其手，從沒有離開過，要加固對人民的控制。
為了利益出賣原則
在改革開放以後，政權仗賴經濟迅速發展，打造大國崛起的形象，哪管犧牲環境、倫理和公民權利。發財未必立品，政權沒有真正的民主支持，便只有用金錢來證明其管治，於是，大國崛起了，卻像一個暴發戶，以為「有錢使得鬼推磨」，卻給下一代傳遞一種「凡事向錢看」的惡習。像某親中社團，贊助的是中學生暑期美國交流，卻要參與遴選的學生錄影片段支持政改方案，然後放上網上去宣傳，以示中學生也為政府撐場等等。
學生私隱等權利有沒有得到保障，學生獨立自主的意識是否足夠，固然是這件事的關注重點，更應留意的是，有沒有學生為了得到交流資助而說了違背信念的話，甚至世故到認為，為了團體的贊助，自然要說一些中聽的話之類？這種功利的交易思想，會如何牴觸本來已如逆水行舟的道德教育？究竟，已有多少這類活動，藉著全方位學習、境外學習等名目，滲透學校，施以利誘，使學生習染如何為了利益出賣原則？
使人齒冷的，是這種做法是如此公然，彷彿理所當然。當然，主事者當初或許估計不到，有關片段公開後，輿論反彈甚烈，聲援有關學生者眾，使得該社團偃旗息鼓，收回片段。值得推敲的，是主事者事前是怎樣估計民情的呢？他們是否早已習慣專制政權治下社會人情冷漠，利字當頭是非大可不分的價值觀？他們是否要把這種價值觀帶進香港，甚至相信早已隨九七回歸降臨特區？如果說，政改爭議終會落幕，但扭曲價值觀卻是長遠的，根深蒂固的，為了利益出賣原則，儘管只是一次，已足以成為人生甚至人格的一部份，誰能容忍下一代的人生和人格經常受到這樣的試探甚或玷污呢？
灌輸「國」「家」含混的思想
如果說上述借遊學交流面試作政治表態的是僭建出來的，則許多課外活動本身就問題多多，像遊學團加插聆聽黨幹部發言，參觀只看光明面等等，只不過因屬細水長流，並不容易察覺。2012年反國教運動時已揭發有所謂「國民小先鋒」「軍校集訓」等等，到了2015年初，更成立了「青少年軍」，制服團體作為課餘活動，固然有社群發展的意義，但黨國之手卻利用紀律團隊的服從特性，灌輸「國」「家」含混的思想，甚至主催「國」比「家」重要，國民身份認同無可質疑等等，既違反常識，更違反教育原則。
規範局限真心 語言學習大忌
在香港，對並非生活在普通話語境的學生，「普教中」是另一個違反教育原則的例子。提倡「普教中」的一個主要理由，是所謂「我手寫我口」，持這種觀點的人大抵以為嘴裡說普通話了，寫出來便是符合語法的文字。這樣的說法，要非誤導，也是誤解。對香港大部份缺乏普通話語境的學生來說，硬要以不是他們擅長的語言學習，其實形同窒礙他們思想，變成以普通話的枷鎖強加在學生身上，則和一百年前提出「我手寫我口」的新文化運動所主張的自由和解放，可謂背道而馳。
只看到學生寫作時寫不了合乎語法規範的書面語，便主張「普教中」，可謂斷錯症也開錯方。學生寫作的問題主要還在於思想內容較簡單貧乏，而不僅僅是語法的問題，更何況語法清通，其實正在於思想清通。學生在習得、發展語言能力的時期，講求兼收並蓄、積累豐富的語言素材，過於著重單一標準，思考或開口時顧及外加於其身的對錯規範，多於自己內心真正想說的內容，則可謂本末倒置。如果我們想學生習慣事事順從，不想培養學生獨立自主，則「普教中」正可大派用場。
使母語淪為次等
使用一種凌駕性的、外來的、陌生的語言，加之於本地，並使本地的母語淪為次等，可謂殖民主義者控制殖民地子民的慣技。香港在九七前還是英殖民地，港人對這種語言的霸權不會感到陌生。當然，九七後香港在名義上已不再是任何宗主國的殖民地，北京一直宣稱這是國家在港恢復行使主權，可是，從語言政策的角度來看，「普教中」使普、粵之間形成一種分層的效果(stratified)，竟和殖民地語言的功能如出一轍。
英殖民政權退出後，特區政府首要重視的三大政策，必然包括教育。一方面，培育廿一世紀公民的需要，確實使教育體制以至課程都必須改革；另一方面，教育作為國民身份認同、價值觀培養的途徑，也是任何政權都不會忽視的。近年社會爭議不斷，甚至因中港矛盾而引起身份認同的問題，尤以新世代為然，於是，一些政客或為了討好專制政權，或不好直指政府認受性不足的核心問題，便屢有諉過於課程，生安白造許多虛假的議題，例如高中的通識教育科討論政治過多，初中中史科並非必修而內容也太少談及國家的成就等等，於是便成為這兩科的改革爭議所在。
虛假議題的課程改革
課程不是不可改革的，問題是，課程改革的命題如果只是出於政客的短期需要，例如為社會爭議尋找代罪羔羊，則這樣子的課程改革便是政治的干擾，最終受害的不也是學生嗎？舉例說，初中中國歷史科的中期檢討，竟提出「詳近略遠」，其實又是一個假命題。
「詳近略遠」的論述其實不是真的看時間上的詳略，何況，所謂「詳近」也不是真的去多教香港本土史甚至學生住處和學校附近的地區史、街道史，這樣認真對待「詳近」，大抵又會被誣為給本土意識鋪路。即使撇開空間上的「近」不談而只談時間上的「近」，倡議改革者實在不想教授「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以至於「六四事件」的，國內掌權集團的家人都擁著巨富到外國這樣的「當代」歷史，一樣不見容於改革倡議者。
通識教育科本質上就是一科學習理解社會爭議、如何在眾議紛紜中判別是非的學科。除非我們認定未來社會沒有爭議，否則通識科的價值可謂無容置疑。也正因如此，通識科的學習才會直接處理社會爭議，無所忌諱得有一種「捨我其誰」的氣魄。政客把社會爭議的根源歸咎於通識老師，實在對秉恃這種專業、均衡客觀的老師大不敬。可幸的是，在中期來討的諮詢期內，通識教師捍衛專業也捍衛了尊嚴，予歪曲的言論以迎頭痛擊。
教育局作為管理教育的政府部門，有豐富的人力物力，應有能力和意志阻止各種政治力量干擾教育的正常運作，可惜，自從局署合併後，教育局的政策連基本的質素保證也成疑問，更何況是有北京政權撐腰的各種政治力量？在教育局也失守後，教師專業、民間發聲大概是最後的選擇了。和2012反國教的一場運動不同，如今的角力或抗衡，將會曠日持久，論物質資源、政治力量，黨國集團和公民社會之間，短期而言當然實力懸殊，但黨國所缺乏的，其實正是公義，公義匱乏的政權，總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歷史將會告訴我們，為了真誠和公義，為了下一代的價值培育，人民是無畏無懼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