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克格勃（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KGB』）派人闖入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的住宅，搜查一份書稿。結果他們不只帶走了那本書的打字稿，還沒收了和它相關的草稿和筆記，甚至就連打出這本書的打字機與碳紙都不放過。根據檔案，他們管這次行動叫做「逮捕」，只不過要逮捕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本書。這類故事並不稀奇，當年蘇聯不知上演過多少回了。然而，這本書可不一般，因為它的名字叫做《生活與命運》，「我們這個時代的《戰爭與和平》」。
格羅斯曼很清楚自己寫了什麼，當初他投稿給雜誌社的時候難道沒料想到會有這樣的結局嗎？這是後來一些學者爭論的細節問題，我們先且別管，還是回到一九六一年的現場，看看格羅斯曼的反應。他直接寫了一封信給蘇聯最高領導赫魯曉夫抗議：「有什麼理由讓我人生自由，卻逮捕了這部我為之呈獻生命的書」？
當局似乎很在乎這位作者，歷經史達林、赫魯曉夫、布里茲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蘇共意識型態大總管，人稱「灰衣主教」的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親自召見了他。以外表斯文謙遜，彬彬有禮而著稱的蘇斯洛夫這樣子對格羅斯曼說：「我沒有讀過你這本小說，但我讀了對它的評論和報告。……，你為什麼要把你的書加入到敵人對準我們的核子武器當中？又何必讓它引起大家討論蘇維埃體制到底還有沒有必要的討論呢？……我可以直接告訴你，這本書在兩、三百年內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機會」。
一部前蘇聯禁書，這個身份多少就能決定一本小說的命運。在上世紀的六十到八十年代，這個身份或許可以讓一本書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受到關注。讀者通常會期待能在裏頭讀到鐵幕背後冷酷悲慘的真相，同時間接確認了自己的幸運與幸福（好在我沒活在那一邊）。禁書太多，能從「社會主義陣營」這邊僥倖逃到另一邊去的書也還是不少，其中只有少數例子可以贏得大名，獲得最高聲譽。例如《齊瓦哥醫生》與《古拉格群島》，它們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
問題是這樣的背景也會反過來限制了這些小說的生命。冷戰結束，它們似乎就只剩下了歷史見證的價值，別無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島》和索忍尼辛，很多人都會露出一絲倦怠的神情，覺得那是本過時的書與一個過時的人。《齊瓦哥醫生》更是可悲，因為文檔證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來與美國中情局相關，被他們利用，當做冷戰意識型態爭戰的兵器，於是玷染上一層政治污跡。
至於蘇聯這邊就不必提了，禁書自然是沒人看得見的書（審查官員例外，他們是那個體制內讀書最多見識最廣的人）。問題是蘇聯解體之後，向錢看的新一代也沒有太大興趣去務虛地回顧歷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還沒聽過的書。所以曾經遭禁的文學，便和它們命運的對立面──那些得到最高當局讚賞，贏了「史達林獎」的作品，奇詭地共同進入冷宮，一樣沒有人想看了。無論是在俄羅斯、西方，還是中國，蘇聯文學彷彿都成了一個幾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對俄羅斯以外的文學愛好者而言，俄語文學好像只到二十世紀初為止。少數詩人之外，整個蘇聯就沒剩下幾個值得重讀的作者了。而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文學，一般人也知道的不多。以中國的歷史背景來看，情況特別奇怪，俄語曾是主要外語之一，沙俄和蘇聯文學曾是社會上的主要讀物；可今天，它還是只留下了一排排被置放在書架頂層的蒙塵典籍，「小時代」的史前遺物。
所以《生活與命運》理應過時。前蘇聯禁書，書名就很十九世紀，翻譯成中文一千多頁，全書有名有姓的角色超過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羅斯曼的文風竟帶着一股撲面而來的「社會寫實主義」氣息。它甚至在一出版的時候就已經過時了。一九八○年瑞士首現俄文原版，讀者自然寥寥可數。一九八五年英譯本面世，正是索忍尼辛在美國居住的時候，格羅斯曼早已去世，沒有活着流亡被人宣傳的機會。同年法文本也出來了，倒是一度成為暢銷書，那是法國獨特環境所致，彼時他們還會稍稍關心蘇聯究竟是個極權體制還是共產主義天堂的老問題。
我在文字和電子媒體介紹書介紹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與命運》這樣的作品，覺得推薦它是自己不能迴避的道德義務。幾年前讀到英文本之後就四處向人宣說，想它有機會在中文世界現身。終於到了去年，北京的「理想國」出版社願意承擔，重出這部不合時宜的巨著。「重出」，是因為編輯發現它早就有過中譯，而且還有三種版本，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無知而已。比如他們用做底本的這個版本，俄語文學翻譯名家力岡先生手筆（另一個被人遺忘的名字，《齊瓦哥醫生》和《靜靜的頓河》的譯者），原來的譯名是《風雨人生》。力岡先生的譯者序言成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最後一段話是非常直白的籲求：「親愛的讀者，讀讀這部作品罷！它使人清醒，使人覺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筆致，寫在八十年代的終點，這本書注定要在新時代被人忘記。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