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性小眾友善團體久了，發現經常被人問我自己是不是les。在性工作者權益機構工作也會經常被問是不是也在賣。關心跨性別人士權益又會被問是不是變過性。其實這些問題對我來說，回答起來比表面看起來要難。因為我其實不太在意提問的人能不能準確定位我的狀況（我不喜歡用一個身份來撇清自己和另一個群體的關係或者畫出一條界線），我在意的是他們問這些問題究竟帶著怎樣的前設。
我覺得通常這樣問的人是想搞清楚兩件事：1.是什麼原因我會出現在這裡或關心這個議題？2.究竟該怎麼categorize我（不然搞不清楚該怎麼和我相處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啊你說是不是很困擾）。因此我總是在尋找一種更好的回答方式，可以不需要自我「澄清」的同時，又令對方明白一個人是否有「小眾身份」其實並不是認識ta以及和ta相處的理想baseline。
我時常想，作為一個沒有性小眾經驗的人（好吧～現在為了將自己的前設框架和異同二元觀區分開來，每每指稱起來都特別囉唆），要理解性小眾在主流的世界中被拒絕被剝奪被邊緣的經驗以及對平權的渴望，其實並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我們大部分人都在社會中有過或正在承受被拒絕被剝奪被邊緣的經驗。這種拒絕、剝奪和排斥，指向我們主觀意志無法或極難改變的自身屬性（例如種族，膚色，性別，階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也指向構成我們存在這個事實的基本成分，以致它們同時也指向我們的存在本身（使我們也開始懷疑自身的價值）。
我們中的一些人比較幸運，他們所擁有的資源讓他們能避免自己進入上述的景況，或者緩衝掉大部分的傷害，又或者讓他們有多一個備選的對策。但大部分人並不是那麼幸運，於是只能困在這境遇中和他人和自己持續交戰，掙扎求存。
想想你中產女友的母親用鼻孔看著你的神情；想想那些將所有你的問題都歸結於你「35歲還沒把自己嫁出去」或者「一定是更年期到」的其他人；想想因為你離婚便停了你事奉崗位的那個教會⋯⋯這種被貶低被放逐的經驗，時常還交織著自我貶低自我放逐，離每個人都不是那麼遙遠。甚至對一些人們眼中生活富足的人來說也是一樣。
為何最早一代赴洋的本地中產精英大都變得那麼愛國？不是因為他們都被統戰了（那個時候的中共還沒那麼多錢和遠見派人追到美國去統戰這班年輕人，頂多只能在香港搞搞地下黨小組），而是出身優越的他們，人生中第一次遭遇了以自己的能力和資源無法扭轉的拒絕、剝奪和排斥：身為非白人的境遇。於是他們抱成團強化了中國人的身份以抵禦這種境遇，並將這一境遇的根本性扭轉寄託於中國的強盛之上。反觀從大陸逃難來港的精英，則幾乎沒怎麼產生這種情結。因為當他們帶著資產走避到香港的時候，仍然是這個社會中的強者。雖然有英國殖民者，但社會主要還是由同類構成，他們也成為後來最早與殖民者合作、承接其部分權力的群體之一。
所以——雖然這個所以有點突然——當你將自己或他人這樣或那樣的艱難處境疊加到性小眾被排斥被否定被壓迫的經驗之上，你會發現有何其多的相似之處。這時再要你體會那種不公帶來的傷害和對平權的渴望，真的還有那麼難嗎？
以各人的「身份」來凝聚聲音以改變境遇是人幾乎本能的傾向。但「身份」從來都是帶著排他性和自我分化傾向的。「本地人」身份必是以「外地人」為排斥的他者的，而「本地人」最終必會繼續分化為「窮人」、「富人」、「新界人」、「港島人」、「長者」、「年輕人」、「基督徒」、「非基督徒」、「三代以上居本地」、「三代以內移民來港」⋯等等五花八門的小身份群體。然後這些小身份再繼續分化⋯⋯直到最後只剩下我們此刻的自己。所以身份的政治不會最終帶給我們光明的前路，當我們連身份的本質都捉摸不透的時候。
但人們卻可以依靠生命經驗的相似性重新聯合起來。這種不公義不平等境遇下的經驗，無論具體以什麼面貌呈現出來，都是彼此相似和相通的。這就成為人們之間互相理解和支持的根源，而不是一群人在本身屬性上有多大的相似度。人們可以不以「身份」區分彼此，而是以「經驗」彼此聯合。
因此，藉著經驗的共鳴與聯合，被女友的中產家庭歧視的男士可以為女性的平等權益發聲；被譏諷為「老處女」的年長未婚女士可以站出來阻止一場針對「死基佬」的霸凌；因離婚而被邊緣化的基督徒也可以參加遊行支持同婚⋯⋯
或許我很理想主義，不過，一個我們連去想像一下的勇氣和意願都沒有的念頭，是永遠沒有機會被實現的。所以，人的想像力最大的意義，就在於開創了新的可能性，保留了一個願望被實現的機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