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年在彌敦道被一男子M襲擊。當時他欲拆毀彌敦道上的路障。我阻止。於是他想連我一併拆毀。在十個月以後，終於被傳召上庭。
這一年來的追討是孤獨的。畢竟在七警、朱經緯等等的襯托下，這一件事太瑣碎。而我又被視為「社運人」，自然更懂得處理。其實不然，每一次對言論自由的侵害，都是實在的傷害，並不因為以前發生過，就要「預左」。
錄很多次口供，自己驗傷搜證搵證人申請醫療報告，當我在追討過程中被警察hea甚至認人時被放飛機，真的很灰心，加上生活的壓力，使追討這案件成為比案件本身更困擾的事。認真想，自己是不是太多事？是不是應放棄？甚至常慶幸自己是被人打而不是被告襲警（多麼可怕！）。
正義，是一個人的正義嗎？如果我放棄，那他日有人再因參與社會運動而被襲擊，我的經驗可以幫上忙嗎？如果我放棄，這事會被視為沒有發生過嗎？
不情願也好，這椿案的解決方法，始終要經過司法系統。了解他，克服他。這些勞累與不安，是我為我的政治理念願意付出的代價。不輕，但未至於把我壓垮。
我有時會想，我有甚麼會想同打我的人講。曉以大義？寬恕他？我不可能曉以大義，因為襲擊我的人，沒有信念。我不可能寬恕他，因為被襲擊的原因非關我，而是我的信念。無論在歷史的眼光中，這事多麼微不足道，事情就是如此這般地發生的。
在2014年10月22日，5時45分那一個瞬間，我是路障一部份，由於我的政治信念，在M的眼中被視為非人，被視為可隨意傷害的。因此，這情景使你，M由特定的族群與社會脈絡抽身而成為了一絕對的你，可被憎恨的你，應為自己行為負上責任與後果的你。而你與我這短暫的敵對關係，卻因此成為了法庭無數記錄中的一事實，以及醫院海量的求診、傷勢檢查報告中的其中一份，也因此鑄下香港民主進程中的一件微小卻可被回溯的，小事。
經過這近十個月來的考量，我想，我在庭上除了「打我既人係佢」以外，不會再說甚麼。M應該向我道歉的。但寬恕的權柄並不在我手。
PS 因為追討案件的關係，得以了解一些同因雨傘而被告的人的案子。驚覺原來不少參與鳩嗚團，反水貨遊行被捕的人，到最後還是離地左膠律師們走去辯護求情，半夜撲出警局伴錄口供、打電話、準備證據，甚至做埋情緒輔導……但這群律師被罵時卻不為自己辯解，也不居功。或者政團們下次要罵左膠死左去邊前，真係不如積下口德先。人家為善不欲人知，但我唔抵得善良的人遭詆毀，算我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