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局外幸運兒，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壓底下的人生，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妥協，為什麼要出賣別人，又為什麼會出賣自己。於是我們總是如此簡易地斷定，那是出於恐懼，不夠勇氣，又或者圖謀利益，捨不得懸在眼前的蘿蔔。格羅斯曼卻在讀者眼前展開了複雜的道德處境，讓我們發現是非抉擇的艱難。且拿上回提過的核物理學家維克托來說好了，他昧着良心簽署那份害人聲明，便不是為了剛剛到手的特權與地位，也不是因為害怕自己會受到懲罰。他的動機，其實只不過是至簡單的人性需要罷了；那就是他人的溫暖認同，一種被友儕圍繞的感覺。
同樣的需要，到了戰場上頭，卻能變化出荒謬可笑，但又份外殘酷的戲劇，例如一個蘇聯士兵被炸彈的威力埋進戰壕，僥倖不死，並於黑暗中觸及另一具溫暖的身體，於是本能地緊緊握住對方的手。兩個陌生人便藉此慰解那不可言喻的驚恐，都直覺對方一定是生死與共的同袍。過了一會兒，地面上稍稍平靜，他們奮力撥開頂上瓦礫，讓光綫照進坑洞，這個紅軍戰士才發現自己的錯誤。剛剛和自己那麼親密的伙伴，竟然是個死敵德軍。怎麼辦？立刻翻臉動手？不，他倆尷尬無言，很有默契很安靜地各自爬出洞口，一邊四處張望環境，一邊提心吊膽朝着己方陣營遁走。親身經歷過戰場諸種奇詭的格羅斯曼解釋：他們不怕對方在背後開槍，只怕自己的戰友看見之前的情景。一報上去這可能就通敵叛國的死罪了。
沒錯，這兩個正在交戰的國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懼這一點上。
透過一位審問犯人的納粹黨官之口，格羅斯曼對蘇聯這場偉大的衛國戰爭做出了一個最大不諱的宏觀判斷。原來正邪如此分明的戰事，骨子裏居然是兩個極權體制之間的鬥爭。那個很懂得心戰技巧的納粹，不斷逼着被俘的資深蘇共黨員承認，他倆其實是鏡面的兩端；兩邊都有偉大的領袖，兩邊都宣稱自己擁佔了至高無上的真理，兩邊都把無數人的犧牲當成實現真理的代價，兩邊都為此培養出了一大批最忠誠最具黨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審訊桌兩端的這兩個人。
若是如此，這場仗又還有什麼意義呢？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然芻狗般的士兵卻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無謂，他們必須相信自己站在正義的那一邊，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後別有高遠的價值。所以，經歷過不自由生活的軍人會認為自己正在為即將到來的自由而戰，只要打敗眼前的德軍，不只國土和民族會得到保存，甚至就連蘇聯也都可能會變成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度。既然這是一場關乎自由及解放的戰爭，所以在做戰交火的這一刻，他們就得親身踐行自由。所以在描寫戰場的章節裏，格羅斯曼時時將視角沉降到沙土飛揚的地面，在一陣陣爆炸聲響之間，在一串串從頭上掠過的子彈叢中，使讀者看見一個個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剎那裸退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書中那有名的「601號樓」，紅軍留在史達林格勒德佔區中的最後一個據點，就好比淞滬會戰當中的四行倉庫，一小隊戰士勇敢地守住了這個殘破的建築，拚死抵擋德軍火網包圍。這一段故事大可譜成一曲最典型的壯烈史詩。然而格羅斯曼畢竟是格羅斯曼，他的重點不是臉譜化的英雄，而是一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從事建築工程的工兵隊隊長，他的任務從過去的修蓋房子變成了拆毀敵陣當中的建築，於是「很需要思考思考這種不平常的轉變」。步兵指揮官戰前則在音樂學院學聲樂，「有時他在夜裏悄悄走到德國人佔領的樓房跟前唱起來，有時唱《春天的氣息，不要把我驚醒》，有時唱連斯基詠嘆調」。這組人會在開槍和躲子彈的空檔咒駡食物的貧乏，爭論選擇女子的關鍵（「我覺得女孩子的胸脯最要緊」），乃至於「外星世界有沒有蘇維埃政權」等各式各樣的古怪話題。說着說着，他們還會講出一些後方「和平」世界連想都不敢想的話：「不能把人當綿羊來領導。列寧那樣聰明，就連他也不懂得這一點。所以要革命，為的就是不要任何領導來任何人」。這座樓是前線中的前線，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書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便連蘇軍戰線指揮部特地派來的政委（他們擔心這個陣地的政治思想會走偏，所以命令一個政委冒着彈雨偷偷潛進指導），也在和他們相處幾天之後，忍不住慨嘆：如果不認識這些人，生活還「能算是生活嗎」？
不要以為格羅斯曼的戰爭與和平就是美化戰爭，挖苦和平。不，沒有幾個作家會比他更瞭解戰爭的無情。色彩這麼豐富的「601號樓」竟然轉眼就在地平線上消失了，沒有臨終遺言，也沒有英雄面向鏡頭的最後笑容，十來二十個鮮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幾行不到的文字裏頭。這是格羅斯曼殺死他大部份角色的辦法，說走就走。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那可全是行進中的生命呀？且再引一次Linda Grant的評語：「那是因為生命本來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和平也好，戰爭也好，在《生活與命運》裏頭皆是人類生存的嚴苛背景。史達林與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兩個體制之間的戰爭卻變態地解放了人性，這豈不荒謬？是的，格羅斯曼的二十世紀就是這樣荒謬，托爾斯泰式的「正能量」幾乎沒有一點存在的機會。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