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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法國大罷工 香港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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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去年年尾爆發的騷亂,今年法國又陷入混亂之中。由法國政府倡議的新勞工法「首次雇傭契約」(CPE),引發了學生和工會一發不可收拾的抗議運動。一些大學生先佔領了位於巴黎的索邦大學整整三天,然後是一連串的抗議示威和罷工,據警方估計,全國各地有大約廿二萬人上街示威,和三分之二的大學參與罷課。有人將今次的抗議和一九六八年發生的五月風暴相題並論--工人和學生團結一致,積極抗爭。

青年失業 法國的炸彈

  失業問題是法國社會的一枚炸彈,在去年法國發生騷動時就已經清楚明白。現時法國25歲以下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十,而非裔族群的青年失業率更高達百分之四十。這些年青人找不到工作,茅頭當然直指政府。因此,法國政府為了舒緩失業問題,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其中一項最受關注的「首次雇傭契約」(CPE),就是建議允許員工人數在20人以上的法國公司在雇佣26歲以下的年輕人時,試用期可以長達兩年;即是說在這兩年期間,這些受僱的青年人可以不必理由就被解僱。法國政府認為減低青年人的就業保障,可以使僱主們提供更大的彈性,鼓勵他們多聘請青年人,從而降低青年人的失業率。青年人和工會卻不同意,認為法案剝削了青年就業的權益,更憂心會蔓延到其他年齡的勞工身上。思考邏輯的落差,導致了今次一發不可收拾的抗爭運動。

  自二戰結束之後,資本主義的兩大陣營:美國的『盎撒模式』(Anglo-Saxon model)與歐洲的『萊茵模式』(Rhine model)分庭抗禮,分別成為主導美洲和歐洲兩大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方向。『盎撒模式』主張小政府、自由市場和勞工彈性(Labor flexibility),與現時我們常見的『新自由主義』同出一轍;而法國採用的『萊茵模式』,又稱『社會市場經濟』,素來統合了強大工會、高累進稅收及完善的福利制度,為勞工提供了強大的保障。但自從八十年代,英國的『新右派』大旗手戴卓爾夫人為英國的經濟改弦易轍,加上全球資本一體化的影響,本來尊崇『社會市場經濟』的許多歐洲國家也逐漸向『新自由主義』動搖。法國今次的抗議,正正就是源自人民對於這種動搖的抗拒。

靈活代價 貧窮勞動者增

  法國在走的路,香港人絕不陌生,甚至會覺得小兒科──法國的新自由主義傾向,絕對難望香港之項背。自董建華時代起,香港政府決意要縮減公共開支,但因根據基本法,無法削減公務員工資,於是採取私營化、合約化、外判化等方法,美其名是增加靈活性,提高效率和競爭力,但結果卻是帶頭壓低整個勞工市場的工資。

  基層行業如保安和清潔更是首當其衝。現時一般的保安員每天工作八至十二小時,工資只有五六千元左右;清潔工的工資更低一截,只有四千元左右──而這已是政府規管外判公司最低工資和最低工時之後的情況。青年人的情況也同樣惡劣,許多適合青年人的工種如推銷和零售等,採用合約制、散工制的形式聘請僱員,甚至藉著壓低底薪和強迫變成自僱來逃避強積金等責任。『靈活性』增加的代價,就是勞工階層的議價能力越來越低,工資、工時、工作環境和保障均被剝削,造就了新一代的貧窮勞動者(Working poor)。

  為僱主提供的靈活性,未使社會受惠,已經先打三十大板,使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香港的貧富懸殊,早就超英趕美,位列世界三甲;貧富差異激化了階級之間的矛盾,使中產與基層、僱主與僱員、就業者與失業者、青年人與中年人之間,出現越來越強的懷疑與不滿。在譴責法庭對欺騙綜援的夫婦判刑太輕、要求收緊綜援制度的同時,更根本的問題應該是為何工資會這樣低?為何努力工作仍難以維持生計?

GDP 雖增 人民生活更苦

  即使是新自由主義的大旗手美國,也有最低工資法保護勞工;我們執迷於自由市場之全能,到最後即使 GDP 增加了,但人民生活過得更苦,難道這又是我們滿意的結果嗎?

  今天人民也許願意沉默忍耐,但當不滿情緒的累積越過了啞忍的臨界點,隨之而來的將會是巨大的反撲,法國的現況就是例子。香港連最卑微的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也立法失敗,立法會分組投票的畸型制度固然是禍因,但更重要的是政府不敢認真面對這樣的問題。與其花費公帑去為私營公司培訓僱員,倒不如讓打工仔可以憑努力去賺取有尊嚴的收入,過有尊嚴的生活。

〔刊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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