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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司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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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忠誠反對派」(上) :理想主義大陸政策還是出路?

「忠誠反對派」(上) :理想主義大陸政策還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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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忠誠反對派」有什麼出路?理想主義的大陸政策又是否到了終結的時候?民主黨與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見面,以及劉兆佳隨後回應的「忠誠反對派」論,在政改後牽動社會對不論是民主黨,抑或是整個泛民主派的政治角色再次思考:究竟要向香港社會帶出怎麼樣的大陸政策?

無意個別針對民主黨去討論,畢竟,政治組織的作為,是政治思潮下的結果,而思潮自有其背景。今次民主黨會見馮巍,也是長期兩地互動的產物。自1980年代,形成民主派的過程,是與後過渡期北京聚焦於穩定香港民心的時期重疊;北京以懷柔姿態作出統戰,縱然八九民運嚴重打擊香港人信心,但卻沒有中斷北京在2003年前繼續對港示好的現象。

理想主義的角度來看,政治上相信民主憲政和法治精神,價值觀上相信人與人的利益衝突,能夠平衡以及加以化解。無可否認從會見京官之中,投射出理想主義的大陸政策方向;一方面希望大陸實現民主,也重視守約的共識規範,希望北京能夠實踐一國兩制的信約,認清市民不滿對香港的干預;另一方面,希望透過溝通,能夠平復中港矛盾,解說政改為何失敗,以及梁振英造成社會撕裂;相信能藉着溝通,撇清誤解,從而理順衝突。

在1907年,維新論者梁啟超與台灣的民權運動家林獻堂在日本相聚,兩人討論台灣向日本爭取更大自治的方向,梁啟超向林獻堂認真建言「台人爭取自由……最好仿效愛爾蘭人對付英本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之政治」;如今,我們也見到一種類似的邏輯,是希望北京能夠認清梁振英從中作梗的影響,用一種諍臣的角度預期北京自我修正;但問題是北京真的會自我修正嗎?

真的能以理想主義紓解北京嗎?

綜觀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北京以現實主義為主軸;縱然偶有委曲的狀况,但無非是暫息旗鼓,及後更大反攻。中國共產黨早就表現理想主義,以取得輿論和知識界的支持;面臨日本侵略,宣揚共赴國難,實則是延緩剿共步伐;二戰後,既連結「第三勢力」民主黨派,又對促成國共和談的美國加以親善,在民國制憲的過程中提出權力制衡的建議,針對蔣介石獨裁統治;建政後短時間,曾允許民營企業繼續存在;取得西藏後,又締結尊重既有習俗,支持西藏社會發展的協定。但歷史也同樣證明,當日與中共取得某種共識或站在同一陣線者,不論知識分子、第三黨派人物、國民大眾、少數民族,統統都成為中共集權、鬥爭下的犧牲品。

北京對香港的懷柔政策在2003年「7.1」後轉變。在九七前後,北京希望向國際展示香港順利平穩過渡,免於明目張膽地干預香港;而此後則涉入政治操作,再經過2008年奧運和世博等盛事年期後,由於勢力累積到一定程度,則放開顧忌全面介入:以商促政、經濟融合、規劃一體、維持不民主的政治框架……這一連串狀况,都為我們近年所清楚目睹。顯然,北京不是偶爾犯錯、一時失手,只要溝通就可釋除誤解重歸正道,而是長期步步進逼的格局。

真的能當「忠誠反對派」嗎?

再細心研究「忠誠反對派」究竟言之何物,劉兆佳倒直接表示「忠誠反對派」最少認同支持一國兩制和擁護《基本法》、認同基本法下的政治制度,日後甚至可能成為執政的一分子,而非旨在推翻現有制度。

可是,北京對一國兩制自作主張、對基本法僭建解讀,正正是這些年來中港矛盾所在,究竟劉兆佳要民主派支持什麼方向:是香港社會接受一國兩制所建基的信約精神?抑或北京詮釋下的五部曲框架、主權凌駕一切的看法?而當北京對港的干預,不僅僅來自於政治,更關乎經濟、社會、規劃等各方面,所謂「忠誠反對派」,又是否一邊保持在「公共政策」上秉持監察的職責,一邊又在政治路線上服從北京?

「溝通讓北京明白港情」沒有實質內容可言。歷史經驗證明了理想主義路線不可能,局勢研判上也看清箇中條件存有陷阱和矛盾,况且以大陸內部的維穩力度,我們難道看低北京的情治單位,在一河之隔掌握港情的能力,北京又哪有可能不明白香港的局勢和方向?若然北京能明白事理,雨傘革命以來一年已經給予北京足夠時間考慮,當中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既然理想主義的大陸政策,已經沒有實質內容,延續落去對香港社會只會弊多於利。一個真心卻空洞的溝通姿態,只會對核心支持者而言失望,對中間大多數的市民而言則沒有點清前路,對政黨和民間的關係則造成分化。在與梁啟超相聚後,林獻堂在台灣發動整整15回開設自治議會的請願,縱有個別一兩位日本國會議員出手襄助,均失敗而回;在當日半民主的日本,尚且無功而還,今日懇請專政的北京政權放下屠刀,又何異於緣木求魚?

本文原刊於香港《明報》,感謝授權轉載,原標題為〈「忠誠反對派」的陷阱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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