敍利亞三歲小孩的屍體成為了全世界的新聞焦點，如衛報所說，如果連這張照片都沒法喚起世人的注意，大概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歐盟各國對於不斷湧入的難民，事實上也是有點束手無策，封鎖邊境換來的是各大傳媒以及世人的口誅筆伐，若讓其定居，卻必然會招致本國人民強烈反對，下屆選舉大有可能議席不保。
這種大量難民/移民湧入的情況，曾經不少次發生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自太平天國以來，日本侵華，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每次都有大量華人湧港以逃避這些戰亂人禍。以1946年到1966年二十年間為例，香港人口就已由一百六十萬增至接近三百八十萬，增幅超過一倍。這些人口固然對香港這個城市帶來龐大的壓力，卻沒有招致太大的反對聲音，更有不少同鄉會成立以救濟新抵港的移民。箇中原因當然和當時的人口結構有關，畢竟該一百六十萬人裏面不為少數皆是當代的移民，對於擁有相同遭遇的男女老幼，自不然會伸出同情之手。
但同時，沒有社會反彈的原因也包括當時相對缺乏的市民福利。畢竟，活躍的市民互助組織所代表的是沒有強制性的福利制度，也沒有政府干預的財富再分配。如果你沒有興趣與人分享你的生活水平，大可以繼續搵錢搏殺，將其他事情視若無睹。而社會福利制度，則是政府借助其名義及權力作財富的二次分配，分配的資源既由稅收所支付，亦代表這種強制性是與永久居民身份伴隨而來。
如唐英年所言，死亡與交稅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兩件事，而對於某些放任自由主義的追隨者而言，稅收甚至是奴隸制度的延伸存在，既然徵稅奪取了部分的勞動成果，這就是一種個人自由的短暫剝奪。如果承認這種制度換來的是穩定安全的生活﹙如以此換取警察消防急救等服務﹚，它的存在還是會被近乎一致性的肯定。但當這種分配的覆蓋面傾斜到了弱勢社群，而這個被定義為弱勢社群的人口又沒有上限地迅速增長，排外可算是無可避免會發生的後果。
所以，當港府在六七暴動後開始將政策傾斜到社會福利方面，香港居民這個身份就變得日益重要。港英政府在1974-80年間實施抵壘政策，所提供的就是一個過渡期，一個由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和居住的城市，到以房屋教育醫療等政策以建立起其專屬的香港身份及認同的過渡期。
當各種各樣公共服務逐步擴展，而要開始因應政府預算，在提高服務水平和質素與增加供應之間作出取捨，加上正在增長的需求大都來自外來人口的時候，香港政府和香港人對待難民的方式與今天在歐洲所能看到的並無二致，越南難民營的設立與營運，以及最後全員遣返的決定，跟今天報章雜誌所看到的敍利亞難民的命運又何其相似。
提倡和建立福利國家是一個意欲良好的舉動，但加上有限的資源和自私的人性後就理所當然會形成壁壘分明的國界，以界定"彼"與"己"的分別，而這同時也是現代國家建立身份認同的最佳途徑。如果我們的目標是一個世界大同的地球村，就不能不先重新分配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所謂基本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