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Gundam Lam
若從單一指標來衡量（是否達至訴求），雨傘運動無疑是失敗。正如單從學位和財富來衡量一個人的生命成就，那進不了大學或並不富有的人都是失敗者。但我們深知道，民主共同體或個人的知識和生活等，是否完滿的問題，從來不倚賴狹隘單一的指標來解答，而危險是，單一指標下的失敗論，將令我們失去清醒和能力，好好審視運動裏頭立體而複雜、跟建立民主主體有關的諸多面向。
當一些少年人認為這是一場失敗的運動，所以呼籲大家不要回望過去，在我看來，這種觀點是膚淺的。因為當下的所謂向前看，根本不是建基於認真及足夠多樣的指標，來回顧、認識和反思，因而，這種羽毛般輕的向前看，才是容易讓人重蹈覆轍的最大陷阱。
畢竟，在這種向前看的姿態中，雨傘運動的遺產（包括失敗、成功及所有無意識的效應），根本無法從認識上加以對象化，無法自覺把握，因而，過去並沒被真正被超越之餘，更隨時從當事人的意識暗角中悄悄回歸。
開場白說完。
我認為，雨傘運動明顯暴露了眾多危機，這是一次傳統公民社會組織方式的失效，包括大台模式和非暴力原則都受到了質疑挑戰，這方面需要當事團體和各方的檢討，從而使前者民主化，並使後者更具鬥爭性，等等。
然而在此之外，我們從網絡激進右翼所成功煽動的「勇武」和「誰都不代表誰」的意識形態中，看到更深刻的民主危機，針對此，由筆者命名為「反中介組織的獨斷人民觀」和「肉體主義的激進政治」，我將分別說明。
「誰都不代表誰」的民主幻覺
說這是民主自我組織的失敗，不是因為我看不見自修室、物資站和「連儂牆」等自發合作模式。這裏我所指的是，我們無能力在雨傘期間創造出自己的共同意志。至少在重大問題上，在如何升級、佔領區有否需要縮小或擴張、運動如何更有效地分工及內外推進等，完全沒法討論，大台既沒有足夠信心作決定，亦沒有從下而上的討論決定。
也就是說，在網絡激進右翼勢力否定垂直式的大台模式之後，相關力量並沒有發展出一套更民主和合理的共同決策機制，並沒有追求取代大台的真正「參與者大會」。與此同時，他們十分反對佔領區內的小組討論活動，而且對於激進升級和勇武鬥爭多有明確取態，但他們這些取態，卻不打算通過民主程序，跟雨傘的民眾達成新的共識，形成新的共同行動。這正正是病徵所在。大台當然要全面進化，但無論如何，今次沒有大台的經歷，並沒有使運動變得更民主。
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直接民主vs.精英民主」。這跟「佔領華爾街」不同，別人取大台而代之的是參與者大會，精神是去領袖去中心，但代價是以繁複百倍的會議來取代大台領導。反過來，我們當下面對的激進右翼，是完全缺乏直接民主的素養，他們時時刻刻懷抱着「真理在手」的姿態，以自我中心式的鬧爆，來進行他們的革命說教。
如果說傳統上大台在沒有授權下多少蘊含獨裁性格，那麼激進右翼在傾向上也不見得更民主。事實上，在否定大台之後，我們學習到的不是更民主的共同決策方式，而是暗渡陳倉了另一套勇武革命的教條邏輯，並輕率地貶低過去的一切鬥爭。
恰恰在於這種激進右翼的獨斷態度，發展出我所謂的「肉體主義的激進政治」。
肉體主義的激進政治
本來，在檢討雨傘之際，難以避免的反思是，如何激進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等，例如怎樣進行更全面的組織和預備，以達至更巨大效果（例如雨傘並未發生的罷工）。然而，不少激進右翼會嗤之以鼻，覺得無法進行，正所謂「難道雨傘覺醒的人還不夠多嗎？」在此，他們傾向更激烈的勇武鬥爭。
讀者留意，這裏的區別不僅是非暴力與否，而是在於，不合作運動往往需要規模更龐大的組織中介工作，即面向大量普通、不激進的陌生人，而且是繁瑣不堪的工作，對比之下，勇武抗爭是少數志士仁人式的，是去大眾化的。正如我們在網絡上經常找得到的說法，勇武鬥爭不需要人多，只需少數人敢於犧牲和付出代價就足夠了。
此外，「勇武」經常成了政治尊嚴的代表詞。這是因為，當人無法改變殘酷的大環境，直接的肉體還擊，就成了尊嚴的最大明證。就是說，肉體主義的直接性取代了政治領域更複雜和間接的組織運動方式。舉例，在甘地非暴力原理的設定中，裏頭裝載了不一樣的政治邏輯。跟現實政治預設的強弱不同，被補被打不再是敗的一方，相反，在勇敢承受不退的一刻，打人的反倒是失敗，強弱被顛倒，正如9．28舉手抗防暴的一幕，「黃絲」所表達的「政治」。
然而，肉體政治的魅惑也正正在於其直接性，使人彷彿回到肉體的「政治真實」，像漫畫的俠客般鋤強扶弱。可是這種真實更像是對政治的逃避，逃避以全體市民為基礎，來進行廣泛組織的抵抗政治。
因而在後雨傘的當下，我們最大的危機，是激進右翼的抬頭。面對獨裁政權、民主舉步維艱的路，他們不承認分歧，不願面對沒有單一答案的現實，轉而擁抱某種獨斷的人民觀和肉體式激進，在獨斷和肉體中享受幻影般的真實。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