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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後雨傘,迷戀獨斷和肉體的激進政治

後雨傘,迷戀獨斷和肉體的激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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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Gundam Lam

若從單一指標來衡量(是否達至訴求),雨傘運動無疑是失敗。正如單從學位和財富來衡量一個人的生命成就,那進不了大學或並不富有的人都是失敗者。但我們深知道,民主共同體或個人的知識和生活等,是否完滿的問題,從來不倚賴狹隘單一的指標來解答,而危險是,單一指標下的失敗論,將令我們失去清醒和能力,好好審視運動裏頭立體而複雜、跟建立民主主體有關的諸多面向。

當一些少年人認為這是一場失敗的運動,所以呼籲大家不要回望過去,在我看來,這種觀點是膚淺的。因為當下的所謂向前看,根本不是建基於認真及足夠多樣的指標,來回顧、認識和反思,因而,這種羽毛般輕的向前看,才是容易讓人重蹈覆轍的最大陷阱。

畢竟,在這種向前看的姿態中,雨傘運動的遺產(包括失敗、成功及所有無意識的效應),根本無法從認識上加以對象化,無法自覺把握,因而,過去並沒被真正被超越之餘,更隨時從當事人的意識暗角中悄悄回歸。

開場白說完。

我認為,雨傘運動明顯暴露了眾多危機,這是一次傳統公民社會組織方式的失效,包括大台模式和非暴力原則都受到了質疑挑戰,這方面需要當事團體和各方的檢討,從而使前者民主化,並使後者更具鬥爭性,等等。

然而在此之外,我們從網絡激進右翼所成功煽動的「勇武」和「誰都不代表誰」的意識形態中,看到更深刻的民主危機,針對此,由筆者命名為「反中介組織的獨斷人民觀」和「肉體主義的激進政治」,我將分別說明。

「誰都不代表誰」的民主幻覺

說這是民主自我組織的失敗,不是因為我看不見自修室、物資站和「連儂牆」等自發合作模式。這裏我所指的是,我們無能力在雨傘期間創造出自己的共同意志。至少在重大問題上,在如何升級、佔領區有否需要縮小或擴張、運動如何更有效地分工及內外推進等,完全沒法討論,大台既沒有足夠信心作決定,亦沒有從下而上的討論決定。

也就是說,在網絡激進右翼勢力否定垂直式的大台模式之後,相關力量並沒有發展出一套更民主和合理的共同決策機制,並沒有追求取代大台的真正「參與者大會」。與此同時,他們十分反對佔領區內的小組討論活動,而且對於激進升級和勇武鬥爭多有明確取態,但他們這些取態,卻不打算通過民主程序,跟雨傘的民眾達成新的共識,形成新的共同行動。這正正是病徵所在。大台當然要全面進化,但無論如何,今次沒有大台的經歷,並沒有使運動變得更民主。

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直接民主vs.精英民主」。這跟「佔領華爾街」不同,別人取大台而代之的是參與者大會,精神是去領袖去中心,但代價是以繁複百倍的會議來取代大台領導。反過來,我們當下面對的激進右翼,是完全缺乏直接民主的素養,他們時時刻刻懷抱着「真理在手」的姿態,以自我中心式的鬧爆,來進行他們的革命說教。

如果說傳統上大台在沒有授權下多少蘊含獨裁性格,那麼激進右翼在傾向上也不見得更民主。事實上,在否定大台之後,我們學習到的不是更民主的共同決策方式,而是暗渡陳倉了另一套勇武革命的教條邏輯,並輕率地貶低過去的一切鬥爭。

恰恰在於這種激進右翼的獨斷態度,發展出我所謂的「肉體主義的激進政治」。

肉體主義的激進政治

本來,在檢討雨傘之際,難以避免的反思是,如何激進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等,例如怎樣進行更全面的組織和預備,以達至更巨大效果(例如雨傘並未發生的罷工)。然而,不少激進右翼會嗤之以鼻,覺得無法進行,正所謂「難道雨傘覺醒的人還不夠多嗎?」在此,他們傾向更激烈的勇武鬥爭。

讀者留意,這裏的區別不僅是非暴力與否,而是在於,不合作運動往往需要規模更龐大的組織中介工作,即面向大量普通、不激進的陌生人,而且是繁瑣不堪的工作,對比之下,勇武抗爭是少數志士仁人式的,是去大眾化的。正如我們在網絡上經常找得到的說法,勇武鬥爭不需要人多,只需少數人敢於犧牲和付出代價就足夠了。

此外,「勇武」經常成了政治尊嚴的代表詞。這是因為,當人無法改變殘酷的大環境,直接的肉體還擊,就成了尊嚴的最大明證。就是說,肉體主義的直接性取代了政治領域更複雜和間接的組織運動方式。舉例,在甘地非暴力原理的設定中,裏頭裝載了不一樣的政治邏輯。跟現實政治預設的強弱不同,被補被打不再是敗的一方,相反,在勇敢承受不退的一刻,打人的反倒是失敗,強弱被顛倒,正如9.28舉手抗防暴的一幕,「黃絲」所表達的「政治」。

然而,肉體政治的魅惑也正正在於其直接性,使人彷彿回到肉體的「政治真實」,像漫畫的俠客般鋤強扶弱。可是這種真實更像是對政治的逃避,逃避以全體市民為基礎,來進行廣泛組織的抵抗政治。

因而在後雨傘的當下,我們最大的危機,是激進右翼的抬頭。面對獨裁政權、民主舉步維艱的路,他們不承認分歧,不願面對沒有單一答案的現實,轉而擁抱某種獨斷的人民觀和肉體式激進,在獨斷和肉體中享受幻影般的真實。

原文刊在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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