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子江
說起波蘭詩歌，想到的名字通常是名滿世界詩壇的米沃什 (Czesław Miłosz, 1911-2004) 和辛波絲卡 (Wisława Szymborska, 1923-2012) 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對波蘭詩歌了解較深入一點，會發現赫伯特 (Zbigniew Herbert, 1924-1998) 和魯熱維奇 (Tadeusz Różewicz, 1921-2014)。波蘭詩歌在華語世界享有盛名，譯者功不可沒，大陸的西川、張曙光、易麗君，台灣的陳黎、杜國清、林蔚昀，當然還有香港的宋淇，讓我們在不同時期讀到波蘭文學的精華。近十幾年，黃燦然、李以亮、烏蘭等譯者亞當•扎加耶夫斯基 (Adam Zagajewski, 1945- ) 的詩作譯為中文出版，又讓我們有機會讀到波蘭詩歌的發展。但是，除了上文提到的幾個響噹噹的大詩人以外，我們很少讀到過其他波蘭詩人的作品，對波蘭詩歌後來的發展也缺乏了解。
近年來，香港和澳門對波蘭詩歌也逐漸產生了興趣。2013年香港國際詩歌之夜邀請波蘭的年輕詩人托馬斯•羅瑞茨基 (Tomasz Różycki, 1970- ) 來港朗誦。2014年扎加耶夫斯基去廣州領取「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之前，筆者和「詩東西」合作，為他在香港藝穗會舉辦一次詩歌朗誦會。2013年12月，台灣譯者林蔚昀把辛波絲卡的拼貼作品帶到澳門，澳門文化局為此舉辦了辛波絲卡拼貼展覽。該局還配合展覽出版了內容豐富的書籍《種種可能：當波蘭詩歌來到澳門》，既收錄辛波絲卡的拼貼作品，又有魯熱維奇的詳細介紹。這本書中有一本詩歌別冊，收錄林蔚昀選譯的「波蘭詩歌走廊」，以及「向辛波絲卡致敬」專輯，裡面也收入筆者的詩〈石榴〉。最近，《聲韻詩刊》的編輯們舉行了第一次讀書會，主題正是辛波絲卡，各自分享閱讀體驗。
林蔚昀在《種種可能》這本書中還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來自現實土壤的花朵——簡述波蘭當代詩歌〉。她在文章中先簡單介紹了十九世紀的波蘭浪漫主義，又寫到一戰和二戰時期波蘭文學的坎坷，還有冷戰時期處於蘇聯史達林主義高壓之下的波蘭詩歌。林蔚昀對「新浪潮」(Nova Fala) 的描述如下：
1960年代末期，在波蘭出現了所謂新浪潮的文學運動，一批見證過政府對人民抗爭活動採取殘忍鎮壓的年輕詩人們提出了「不天真之寫實」之口號，強調以當下的語言（包括標語、報章雜誌裡的話語、街上人們說的話）描寫當下的現實，並且利用詩歌作為顛覆政治語言、達到語言及思想自由的手段。（見第90頁）
當時讀這段文字，感受並不深刻。2014年9月，香港學生發起雨傘運動，整個社會變成一個萬花筒，裡面充滿了矛盾的碎片、荒謬的虛幻、變異的色彩，而這一切只讓人昏歇和麻木。當時，筆者連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只想起林蔚昀對「新浪潮」的那段描述。詩歌的位置在哪裡？究竟2014年的香港和1968年的波蘭有何相似之處呢？1968年波蘭發生了什麼事？「新浪潮文學運動」究竟指什麼？波蘭的「新浪潮」詩人的「政治」如何「抒情」？我們從中能否得到啟發？當時筆者在圖書館讀了一些關於波蘭詩歌、藝術、歷史和政治類的書籍，發現在政治高壓的年代，波蘭詩人各闢蹊徑，寫出了精彩紛呈的政治抒情詩。波蘭新浪潮運動當中有一些非常優秀詩人，在華語世界未見譯介，出於技癢，譯了一些自己喜歡的詩作。
一九六○年代，蘇聯統治下的共產波蘭政府在國內實行嚴格的政治意識形態管制，波蘭國內的文化生活極為苦悶。1967至1968年，蘇聯統治下的共產波蘭政府推行多項反猶政策並進一步實行嚴格的文藝審查制度。1968年2月，波蘭政府禁止演出帶有反蘇色彩的浪漫主義詩劇《祖先》，並且辭退華沙大學的相關教員，該校大學生抗議期間遭到警察暴力鎮壓。同年3月，華沙、羅茲、克拉科夫、弗羅茨瓦夫、波茲南等大城市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一方面對事件感到憤怒，另一方面亦受布拉格之春的鼓舞，紛紛走上街頭抗議。這場政治運動迅速蔓延，席捲全國，不可避免地波及眾多藝術領域，包括文學、音樂、電影、劇場等等，於是波蘭文藝界呈現百花齊放的局面，後稱「波蘭新浪潮運動」。當時，扎加耶夫斯基、史坦尼斯若•巴蘭茨扎克 (Stanisław Barańczak, 1946-2014)、禹連•孔昊瑟 (Julian Kornhauser, 1946- )、瑞薩德•圭尼茨基 (Ryszard Krynicki, 1943- )、萼華•麗什卡 (Ewa Lipska, 1945- ) 等詩人風華正茂，他們積極投入到這場運動之中，創辦《學生》、《新文化》、《當下》等地下文學雜誌，發表大學生的詩歌作品。這批波蘭詩人自此聲名鵲起，因此他們既被稱為「新浪潮詩人」，也被稱為「68一代」。
新浪潮詩人的作品通常沒有以暴易暴的語言，他們描寫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政治滲透到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輕描淡寫便能刻畫蘇聯治下共產波蘭的荒誕現實，有時他們投以辛辣的諷刺，有時抒發微妙的情感。不難想見波蘭新浪潮詩人在精神上呼應十九世紀的波蘭浪漫主義詩人。雖然國破家亡，波蘭浪漫主義詩人仍四處吟唱，以喚醒波蘭人的民族主義。與之不同的是，除了「抗衡」二字以外，新浪潮詩人似乎無法找到一種更加統一的聲音。孔昊瑟提出的「不天真之寫實」僅是一句口號而已，米沃什就曾批評這句口號喊得太過天真。一九七○年代，新浪潮詩人吸收了新的年輕詩人，「抗衡」的大軍似乎更加充實了，但他們似乎仍然在尋找可以讓他們更有力地「抗衡」的詩歌語言，使他們的「政治」能夠更加有效地「抒情」。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扎加耶夫斯基和孔昊瑟在1974年合寫的評論集《未再現的世界》，批評新浪潮運動以來，詩人在寫作上所表現的政治「抗衡」不夠明確，堅定和有力。雖然這本評論著作在波蘭引起了軒然大波，但是二人的創作實踐卻沒有恪守自己的主張，因此只成為頗具爭議性的一本書，沒有進一步發展成新的宣言。
新浪潮詩人主張用「以當下的語言描寫當下的現實」（林蔚昀語），並以之抗衡共產波蘭的極權統治以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話語，但是這批詩人似乎在詩歌理論上並沒有縱深的發展，彷彿「抗衡」二字已足夠讓他們團結起來。「當下的語言」，除了來自「標語、報章雜誌裡的話語、街上人們說的話」（林蔚昀語），還有日常書信、俗語、廣告等等。因此，讀新浪潮詩人的作品，猶如在欣賞拼貼。新浪潮詩人在精神上和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詩人相似，又受到米沃什、辛波絲卡、赫伯特、魯熱維奇等上一輩波蘭詩人的影響，更不忘從外國文學的精華中汲取養分，如未來主義、表現主義、意象主義等等。這場詩歌運動甫一開始，詩人們便各自取材，各自發展轉化，自然也風格迥異。一九八○年代初，巴蘭茨扎克曾嘗試把新浪潮詩歌歸類為兩種視覺：一種是單一觀者式視覺，從個人的角度表現現實的荒誕；另一種是浪漫全景式視覺，從集體的角度表現歷史的諷刺。但是似乎巴蘭茨扎克的歸納，也沒有得到新浪潮詩人的多少響應。
本期「波蘭新浪潮詩人專輯」選取了十位詩人的作品，所選的作品只有小部份是寫於1968年前後，目的是為了在有限的空間裡展現波蘭新浪潮詩人往後的發展和風貌。為了免卻在詩人簡介中羅列出版過的詩集、獲得過的獎項之類的俗套，筆者在以下文字中簡單介紹詩人以及他們的詩作。
扎加耶夫斯基、巴蘭茨扎克、孔昊瑟、圭尼茨基和麗什卡都是波蘭新浪潮詩歌的象徵性人物。扎加耶夫斯基於1982年開始流亡於法國和美國，此後他很少再寫以抗議為主題的詩，而向內轉的傾向則漸漸變得明顯。他關注個人的內心世界，如何在各種力量的拉扯之中掙扎。他的意象和隱喻甚至接近玄學派詩歌，〈不要讓明澈的一刻消逝〉就是很好的例子。
巴蘭茨扎克於一九八○年代流亡到美國，後在哈佛大學當上教授，並與多位譯者合作，把波蘭詩歌譯介到英文世界。學術訓練並沒有消磨巴蘭茨扎克對詩歌的敏感。他的詩中常常帶有政治審查、搜查、迫害的敘事，場景時而滑稽時而荒誕，字裡行間有種諷刺的口吻，如〈東方三賢士〉。他也經常寫流亡生活的感受，如〈請勿使用「流亡」一詞〉以及〈拉上了手剎〉。
孔昊瑟除了寫詩也寫小說，同時把很多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文學譯介到波蘭。他對政治生活的刻畫非常直接和到肉，拽下虛偽的面具暴露赤裸的現實。〈華麗的外表〉寫一個黨員的思想脫軌及後果，又內及外，看似不動聲色，卻牽出人民的期望與社會的目標之間的矛盾，而矛頭當然是指向黨。
圭尼茨基對德文詩歌很感興趣，翻譯過貝恩 (Gottfried Benn, 1886-1956)、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1898-1956)、策蘭 (Paul Celan, 1920-1970) 等詩人的作品。圭尼茨基寫的詩通常短小精悍，有時甚至只有兩到三行，用字謹慎而簡約，語言材料則取自各種「當下的語言」，如〈刹那間〉、〈如果有一天〉、〈我幫不到你〉等，後者在結構上甚至接近諺語。
麗什卡的詩題材多變，但不乏強烈的個性。詩中既有辛辣的諷刺又不缺乏滑稽和幽默，如〈聽寫〉。她的隱喻在〈蜂蜜〉中有非常精彩的發揮，以小見大，同時又表現出荒誕的人類處境。辛波絲卡曾評價麗什卡，她的詩是一個瘋狂而不可預知的世界，但是讀起來卻讓人感到她對生命充滿強烈的渴望。
除了以上提到的五位詩人，筆者還選取了五位廣義上的新浪潮詩人，包括波丹•扎杜拉 (Bohdan Zadura, 1945- )、布隆尼斯若•馬依 (Bronisław Maj, 1953- )、克里斯多夫•卡拉塞克 (Krzysztof Karasek, 1937- )、裴卓•桑默 (Piotr Sommer, 1948- ) 以及拉甫•斡賈澤克 (Rafał Wojaczek, 1945-1971)。他們既受新浪潮領袖詩人的影響，又各自闖出了新天地，特別是扎杜拉和桑默。他們的發展都可以被放在新浪潮的脈絡下來理解。
扎杜拉並不直接觸碰政治題材，而是平實地敘述物事人情，卻能反應時代的現實、痛苦和歡樂。詩中的修辭毫不花巧，點到即止。用詩人自己的話來說，他的詩都是「意外」。〈電焊工〉和〈曝光過度的照片〉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扎杜拉對烏克蘭、匈牙利和美國文學充滿好奇，翻譯過不少這三個國家的文學作品。
馬依曾是《放聲》文學雜誌的主編，堅持雜誌的獨立性，拒絕附庸於共產波蘭時期的作協。馬依頗受米沃什的影響，特別是對頓悟手法 (epiphany) 的應用，詩意在某一行中突然釋放，通常是在詩的結尾，但也有在詩的中間幾行，但有時不免帶有一絲說教的意味，如〈「傍晚，牆外的孩子在哭泣」〉。
多才多藝的卡拉塞克可能是那麼多位新浪潮詩人當中，較常寫政治散文詩的一位。他用字毫不吝嗇，有時甚至呈現出巴洛克式讓人眼花繚亂的敘述。本次選取卡拉塞克的〈布萊希特給兒子的信〉，是他寫得比較收斂一點的作品。卡拉塞克曾是文學編輯，幫忙出版過許多波蘭新浪潮詩人的詩集以及詩選。
桑默曾於一九八○年代把弗蘭克•奧哈拉 (Frank O’Hara) 以及埃倫•金斯堡 (Allen Ginsberg) 的作品譯介到波蘭，在波蘭文藝界產生過很大影響，幾乎造成年輕詩人和老一輩詩人的對立。桑默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政治詩人，他並沒有大張旗鼓地帶著政治立場來寫作。他的那些「政治」詩，讀起來就像在大街上和朋友閒話家常，偶爾調侃一下共產波蘭，例如〈問題〉、〈地方行政〉等。
斡賈澤克，26歲便自殺，甚至就連在波蘭詩歌譯介最多的英文世界，他也很少譯介。斡賈澤克的詩通常帶有腐敗、粗俗和性的意象，被認為是模仿美國自白派詩歌 (confessional poetry) 以及「敲打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 的詩歌。巴蘭茨扎克等新浪潮詩人則普遍認為斡賈澤克深受德國表現主義詩歌的影響，讓他越過心理和道德的藩籬。讀者可從〈我，卡夫卡〉和〈十字〉中一窺究竟。
通過閱讀以上十位詩人的作品，希望能夠稍微增進讀者對當代波蘭詩歌的了解，特別是比米沃什、辛波絲卡、赫伯特、魯熱維奇等晚一輩的新浪潮詩人。新浪潮詩人從一場學生運動中冒出，他們的政治抒情詩，無論是寫於學生運動當時，還是經過沉澱後慢慢寫出來的作品，或者都有值得借鏡的地方。如果有興趣再進一步了解當代波蘭詩歌，我在此再推薦三位與新浪潮沒有太大關係的波蘭詩人：托馬茨•雅士倫 (Tomasz Jastrun, 1950- )、揚•浦柯斯基 (Jan Polkowski, 1953- ) 以及馬力克•卞柯斯基 (Marek Bieńkowski, 1959- )。
在香港這個商業化國際大都市，寫詩這個行為具有一種卡繆式的荒誕，譯詩比寫詩或者荒誕多十倍。幾乎所有人都說翻譯重要，評頭論足更不在話下，但又有多少人願意親自落筆去經營？《聲韻詩刊》經過數年時間的積累，聚攏了吳詠彤、午夜歌手、倪甜慧、麻花、陳李才、萍凡人等幾位年輕詩譯者。他們的翻譯有香港粵語的口吻，而難得的地方在於這種口吻並不影響翻譯的作業。他們的譯文讓我感到驚喜，同時也希望這種香港特色能夠一直延續下去。我還邀請了嶺南大學翻譯系的唐文老師來翻譯孔昊瑟的詩，我一直很喜歡她敏感的譯筆，不經意間流露出一股靈氣。藝評人鄭政恆的文章則能讓讀者更加了解波蘭新浪潮文化，當中也有涉及詩歌與其它文類的互動，特別是克里斯多夫•高米達 (Krzysztof Komeda) 從波蘭詩歌中獲取靈感而創作的爵士樂唱片《我可愛的歐洲家園：波蘭的詩與爵士樂》(Meine süsse Europäische Heimat: Dichtung und jazz aus Polen)。萍凡人在波蘭拍攝的照片亦讓本專輯生色不少。
數月前參加過一個翻譯研討會，我和唐文在會上感歎，一九五○和六○年代香港的文學翻譯非常繁榮，輸出台灣和南洋，而現在我們走進香港的書店，已經看不到香港譯者的作品了。有一位來自外地的教授問：「現在的世界文學，是不是由香港人來翻譯，就那麼重要嗎？」作為一位年輕學者，我當時真的不知道怎樣從學術的層面上來回答這個問題。作為譯者，我只想說：「香港讀者要讀世界文學，不須苦等台灣和大陸來譯介！」如果香港的文學譯者不去譯介波蘭新浪潮詩人的詩歌，難道要等到三十年後再從台灣和大陸引進嗎？在今天的香港，自主的選擇至關重要，「你選過再給我選」，叫我如何接受？雖然香港已經丟掉文學翻譯的產業，文學翻譯通常沒有報酬，但是香港的文學譯者不能丟掉僅存的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