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格羅士講授形而上學，神學、宇宙論，虛無主義，他以令人驚奇的方式證明，沒有無因之果，在眾多可能的世界當中的這個最好的世界上，仁慈的男爵大人的宮殿是所有宮殿中最美的。『已經證明』，他說：『事物不可能被創造成另一副樣子。既然一切都是為了某一個目的而創造的，一切必然用於最好的目的。要記住，鼻子是為戴眼鏡而做成的，所以，我們才有眼鏡。腿顯然是為穿鞋而安排的，於是，我們才有了鞋襪。石頭的創造是為了讓人們開採它用來建造宮殿，因而仁慈的大人才有了美妙的宮殿』」。
這一小段文字大概是伏爾泰諷刺小說《憨第德》當中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話。因此，影射萊布尼茨的角色潘格羅士也就成了這位哲人的標準造像。他表面上博學多才，實則迂腐不堪；明明世上充滿罪惡不公與災難，他卻以自己躲在書齋裏想出來的哲學證明「我們的世界，是上帝所創造的一切可能世界當中至為美好的一個」，樂觀到無可救藥的地步。自從伏爾泰以降，每逢發生什麼大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後來的納粹集中營屠殺，西方就一定有作家和學者重提萊布尼茨這句名言，當然是諷刺式的引用。此世如此不堪，你竟然還好意思說它好得不能再好？莫非另一個更美、更善、更公正的世界真的不存在？不值得盼望？不值得追求？
或許這就是我唸書的時候一直對萊布尼茨提不起興趣的原因，任何一個年輕人都很難接受這樣的教誨，被迫承認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更何況在我上大學那個年代，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仍然十分流行，它也在很大程度上也型塑了我們對萊布尼茨的印象。他在講到萊布尼茨那一章的起首便說：
「萊布尼茨是一個千古絕倫的大智者，但是按他這個人來講卻不值得敬佩。的確，在一名未來的僱員的推薦信裏大家希望提到的優良品質，他樣樣俱備：他勤勉、儉樸、有節制，在財務上誠實。但是他完全欠缺在斯賓諾莎身上表現得很顯著的那些崇高品德。他的最精湛的思想並不是會給他博來聲望的一種思想，那麼他就把這類思想的記載束置高閣不發表。他所發表的都是蓄意要討王公后妃們嘉賞的東西。結果，便有了兩個可以認為代表萊布尼茨的哲學體系：他公開宣揚的一個體系講樂觀、守正統、玄虛離奇而又淺薄；另一個體系是相當晚近的編訂者們從他的手稿中慢慢發掘出來的，這個體系內容深奧，條理一貫，富於斯賓諾莎風格，並且有驚人的邏輯性。杜撰所謂現世界即一切可能有的世界當中最善的世界這一說的，是流俗的萊布尼茨」。
難怪當年我們幾個同學都對斯賓諾莎有興趣，人家斯賓諾莎備受排擠，卻甘於寂寞，隱士般地生活，以磨鏡維生而自得其樂，那像萊布尼茨這樣，拒絕學府職位，當領主小臣，撰王侯家譜，還要在全歐宮廷之間來回穿梭。正是看人品作風，就知道誰是真正的知識人了（後來才曉得斯賓諾莎也沒有我們所以為的那麼孤單，而磨鏡在那時其實還算是份高尚的專業；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再嚴重點說，萊布尼茨的人格要是真有羅素所說的這些缺陷，那他那句「這個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美善者」的名言，就不只是後人講的「樂觀主義」了；而是獻媚，是知識份子和哲學家的墮落。一個蛋頭學者看不見世間實際情況，蒼生無告，偏要說它非常美好，這叫做「堅離地」，是個叫飢民吃蛋糕的傻蛋。可一個處世圓滑，善於逢迎，飛來飛去王族家的學人也說這種話，那和叫人認命有何區別？豈不無恥？萊布尼茨若是活到今天，肯定要被罵作老賊，因為他竟然勸我們別再想望另一個不同的，更好的世界。
所以最近幾年我總是會時不時地想起萊布尼茨，因為這些年我實在見過太多太多叫人認命的知識份子。有些人一開始還會承認吾國多有不足，必須改進，只是不能照搬所謂的「西方那一套」（至於什麼叫做『西方那一套』，大家儘可自己填充，總之從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到『激進』女權運動，能算進去的眾不勝數）。之所以不能馬上照搬，是因為我們既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傳統，也有當下繁雜難解的實際情況（簡稱『國情』）。文化傳統不同，所以價值觀不同；價值觀不同，所以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走向的目標理想也會不同，因此「西方那一套」理想不能橫移。實際情況很複雜，所以解決問題的方案也變得不可簡化；既然沒有立即見效的良方去對治這麼複雜的國情，所以大家就不能急着運進「西方那一套」的現成手段，必須等待，「多給中國人民一點時間」。
就算立場見解有異，這番思路也不能說不在理。好的，就等一等，等他們歸納出中國本色的真精神真價值，等一些能夠挑開目下這堆亂綫團的慧針妙眼。不過等到現在，我卻發現這些人的說法又變了，而且還變得相當巧妙。他們不再花功夫像數代前賢那樣，要從過去尋找指引我們前行的價值方針；也不再多談「中國很複雜」這句短語下的諸種問題。他們現在怎麼做呢？很簡單，就是乾脆大方宣稱，原來價值、理想，和規範，都不用汲古遠求，原來我們這麼複雜的現況也根本沒有什麼不好。兩者接合起來，便是「這個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當中最美善的」。
也就是說，我們平常用來批判社會、鞭策政府、警示同胞的那些標準那些理念，全都應該從當下現實裏頭歸納導出。也就是說，正視複雜國情，尊重腳下實際，漸漸變成了美化複雜的國情，敬拜腳下的實況。理想就在實際當中，實際自然符合理想；於是「特色」成了「模式」，「模式」成了「道路」，最後還都可以輸出，讓人家學習仿效，普世王天下了。
號稱儒家信徒的不必再糾纏在道統和治統之間，因為道統與治統原來老早就通起來了。號稱左翼的也不用再擔心人民大眾與權貴宰制之間的矛盾了，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一家人。理念和現實的差距消失了，拉鋸其間的緊張不復，知識份子剩下來的工作就是從這個特異狀況說出道理，還想批判的話就去批判人家好了，比如說「美國民主已經走進死胡同」，「印度的強姦案比我們多」，「德國企業說謊的情況更嚴重」……。
本來「維穩」二字在胡溫年代開始通行的時候，我就覺得奇怪。不是說維持穩定不好，而是一個國家怎麼會成天到晚把它當成願景似的掛在口邊。就好比一個孩子被老師家長問起他的學習目標和人生理想，結果他說：「我的目標是維持穩定」。多虧那些見解，現在我終於明白了，「維穩」確實是有道理，因為我們已經那麼好，接下來的任務自然是保持它好下去。就算「發展」，也得以「穩定」前綴，在現有的局面下逐步發展。發展總得有個發展的大方向，而我們的方向就是繼續穩定，越來越穩。
扯遠了，還是說回萊布尼茨吧。由於今年去了幾趟德國漢諾威，自然就想讀些和當地特別有關的書。讀什麼好呢？那就讀在漢諾威生活工作了四十年的萊布尼茨吧，反正除了翻過《單子論》外，從前我從未認真讀過他的任何一部論著。而且得讀《神義論》，因為這是他那句惡名昭彰的名言出處，且看這個世界是否真的不可能更好。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