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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談住屋 豈能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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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談住屋 豈能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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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今年再次舉行扶貧高峰會,公布香港的貧窮情況,檢視扶貧政策的效果;梁振英再次表示,不能因過去的扶貧工作而「自滿」——這樣說,彷彿扶貧工作已有驕人成績。

雖然政府一直強調貧窮人口跌破百萬為歷史新低,更說高估「高資產、低收入」的貧窮人口,卻無視「高開支、低收入」的現實,尤其對住屋開支隻字不提,不但自欺欺人,也是迴避扶貧的責任。

單看收入 計算荒謬

政府自2013年開始,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50%」作為貧窮線,收入低於貧窮線則視為貧窮人口;2014年,政策介入前的貧窮人口為132.5萬,介入後則為96.2萬。

然而,此貧窮線不但訂得低,而且只是單一面向,未能把不少生活困苦的基層人士計算為「貧窮」。

以1人家庭為例,2014年,貧窮線為3500元,即是只要收入3600元便不算貧窮;2人家庭貧窮線為8500元,若收入8600元也不算貧窮。在香港生活的市民也大概明白,單憑這低微收入,面對住屋、交通、食物等開支,雖不至於餓死街頭,卻要緊縮開支、節衣縮食,生活何其困苦!

事實上,部分港人收入於過去幾年雖然有所增加,但遠遠追不上開支,如2人家庭的入息中位數50%由2009年的6900元升至2014年的8500元,升幅23.2%(1人家庭升幅只有6.1%);與此同時,私人住宅單位的租金指數(40平方米或以下)則於同期由102升至171.8,上升68.4%,比收入升幅逾倍!更莫說小型單位樓價於同期5年內已上升131.7%【表1】!家庭即使受惠於扶貧措施的「福利轉移」,但轉手便要交給業主。不敢想像買樓、公屋輪候無期、收入追不上貴租……是基層市民的典型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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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以收入計算貧窮,根本不能準確評估香港的貧窮情況,尤其百物騰貴的香港社會,衣食住行年年加價,住屋開支更是貴絕全城,如2015年8月統計處的專題文章便指出,計算消費物價指數,「住屋、水、電力、燃氣及其他燃料」佔總開支34.66%,遠高於食品、交通、醫療等開支;基層生活更加困苦,2011年人口普查指出,租住私人住宅單位而月入10000元以下的家庭【表2】,其租金與收入的比率中位數為41.2%,這些「貧窮」情況,都是現有單一「收入貧窮線」所未能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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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委員會雖然有提及現時「收入貧窮線」的限制,卻只強調其高估部分高資產人士的角度,而對低估開支龐大的家庭面向則隻字不提,明顯是「縮骨、卸責」。

事實上,學者和民間團體早已提出「開支貧窮」的面向,設立「基本生活保障線」(基保線),先由專家與群眾定義何謂「基本生活」,計算滿足「基本生活」的最低開支,收入未能支付開支的,則可視為「貧窮」,例如樂施會2014年的開支研究便指出,一名成年人的基本生活開支線為7344元,遠高於現時的3500元逾倍,若以開支角度定義,貧窮人口將會大增。

住屋貧窮 訂立指標

針對香港住屋問題的特殊情況,扶貧委員會實應制訂一系列的「住屋貧窮」(housing poverty)指標,例如,十九世紀統計學者恩格爾發現,愈是貧窮的家庭,用於食物的開支愈大,後來設定「恩格爾系數」(Engel's Coefficient),計算食物佔個人消費開支比例,所佔比例愈大則愈貧困,達到某水平以上則屬貧窮。現時住屋為不少基層市民的最大開支,扶貧委員會可考慮設定「住屋貧窮線」(housing poverty line),例如當租金佔入息比例高於30%,便可視為住屋貧窮,高於40%則為住屋赤貧,並為這些貧窮戶提供支援,例如租金津貼,或長遠制訂租金管制控制開支。

此外,除了收入和開支等金錢角度的計算外,其他「住屋貧窮」指標亦應包括全港劏房居民人數、公屋輪候冊個案、人均居住面積、公屋擠迫戶人數、私樓綜援「超租」個案、樓價「可負擔」程度等等,以便更全面評估貧窮情況,例如劏房人數由2013年6月的171300人升至2014年12月的195500人、公屋輪候冊個案由2002年的86359升至2015年6月的282200或私樓綜援「超租」個案比例長期高於50%等。

不計算開支、不計算住屋貧窮,單單談「不應自滿」的「扶貧政績」,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堅離地扶貧」,惟有多角度定義和評估貧窮,並以此制訂具體的滅貧目標和到位的扶貧政策,方能有效改善基層的生活。

影子長策會成員、影子扶貧會成員、香港政策透視執委、社工復興運動成員

本文載於《信報》2015-10-19 A19《不談住屋 豈能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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