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我看了兩齣戲：一齣叫香港人繼續沉醉夢裡，永遠不要再醒來，看後讓我抑鬱了數天；另一齣叫則我們勿忘初衷，努力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看後心情才平伏了一些。
簡略而言，一齣叫香港快去死，一齣則企盼她仍能重生。
一、董建華／團結香港基金會
第一齣戲乃是團結香港基金會的創業巨獻──《土地房屋研究報告》，邀得前港大首席副校長王于漸教授粉墨登場，硬銷他廿年來不遺餘力的房屋商品化計劃。報告提出將新建成的公屋「半賣半送」，目標是要令全港八成住戶置業；此外未來要開發9000公頃土地，包括將郊野公園地改作建屋之用。
當然，報告最重要的議程還有一個，就是批評政府土地改變用途的審批程序過慢，以及補地價的的機制不透明。 此乃是明白無誤地，完全在幫地產商改變土地用途鳴鑼開道，為數以千公頃計土地儲備的商品化說項。（67頁） 不少評論更認為，報告提出郊野公園建屋只是聲東擊西，如何協助地產商加速開發手上土地，才是報告骨子裡的終極關懷。
無論如何，團結香港基金會的研究報告，盡皆一面倒向土地及房屋商品化傾斜，緬懷1980、1990年代股樓泡沫帶來的時代亢奮，不思生產坐享其成的暴發夢，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就如2010年，王于漸接受《東周刊》訪問時便曾表示：「我們二十出頭時，受惠於香港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那時內地搞文化大革命，根本無人跟我們競爭。後來內地改革開放需要人才，我們又正是被搶用的一群，即使到現在，『五十後』的經驗和才幹仍被社會需要，你看任總、馬時亨離職後仍可投身其他機構便知道了，一切歸功於歷史時勢。」
報告立論背後的其中一個假設，大概是香港人想買樓已想瘋了，無論如何不摘手段，一輩子就只是要買一層樓。卻忘記在1997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作為團結香港基金創辦人的）董建華的「八萬五」建屋計劃，是如何造成地產泡沫爆破，將香港推往經濟崩潰的邊緣。短短十數年前沉痛的歴史教訓，在利字當頭面前早已忘得一乾二淨，而報告則濶佬懶理將「八萬五」重推一次。
若非看到這份讓令人心驚膽戰的報告，也不會費神望望團結香港基金會的網站。有細心的朋友便發現，早前近百人聲勢浩大的顧問團名單，已在網站上不翼而非。徒剩下卻是大商家和大財團的大堆口號，什麼「香港優勢」、「內地機遇」、「香港品牌」、「競爭力」、「奮鬥」...當然少不了是「大有為」這熟口熟面的三隻大字，實在很難不令人想起董建華年代，那種不問情由、藥石亂頭的管治作風，最終則大大鞏固了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地產霸權」體制。
眾所周知，經過沙士和廿三條立法等一連串政治經濟危機，董建華在2005年任期中途黯然「腳痛」下台。以曾蔭權為首的「文官治港」取代「商人治港」，亦一反董治時代的大有為作風，七年任內香港社會經濟難免停滯不前。2012年的第三任特首選舉，在民心思變的大氣候下，再加上唐英年面對種種醜聞困擾，結果意外未能重拾「商人治港」的軌跡，反由異軍得起梁振英以689票當選。一時「專業治港」、「黨人治港」眾說紛紜，「商人治港」彷彿已是年代久遠的歴史陳跡。
從商人、文官到專業（或黨人）治港，政治格局彷彿已出現翻天覆地的轉變；但同樣顯然易見的是，從文官、行政會議、功能組別、選委會／提委會以至不同專業領域，多少均可在這粗略稱為「地產霸權」的體制中，混水摸魚，分一杯羹。除了個別極其明目張膽的例子（如許仕仁），最終免不了要犯上官非；其他貪得無厭、中飽私囊的例子（如陳茂波），似乎已愈益由地下走向地面，市民對此亦愈來愈「習以為常」。
事實上，「商人治港」早已如腫瘤一般，化整為零，急劇擴散至香港每一個領域，蠶食社會經濟的發展成果。2017年團結香港基金推出的特首候選人，勢必成為689的主要競爭對手；但無論最終誰勝誰負，「地產霸權」體制在他們手上均只會進一步坐大。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已絕非《天與地》裡的Joe Junior，又或是文青飽食終日的無聊歎喟。
二、楊千樺／ 哪一天我們會飛
第二齣戲則是黃修平繼2013年的《狂舞派》後，再度激盪人心的《哪一天我們會飛》。和前作一樣，電影同樣站在新生代的角度，上下求溯我城的未來；但就更加入中生代的失落和追悔，蘊含導演夫子自道的自省精神。
事實上，《哪一天我們會飛》的格局和《天與地》十分相似，廿年前後香港的對比異常鮮明。對於七十後的香港中生代來說，1990年代初仍是少不更事的年代，但追尋夢想的空間已走到極限，所餘無幾；年青人只能在1997臨近的陰影和大中華崛起的躁動中，掙扎求存，彷彿夢想（不無反諷地通過陶傑指出）只能遠在英國落葉歸根。而少年老成的余鳳芝 ／蘇麗珊，則早已洞悉畢業後人皆變成社會的齒輪，在師長硬銷的人生計劃面前難免失語。
和《狂舞派》一樣，《哪一天我們會飛》並未對夢想作出過多的美化，兩齣戲均更強調現實逼人的困境。就正如導演在某訪問中一語道破，是土地壟斷的問題令人窒息，樓太貴令香港人勞碌一生，香港根本不是給人發夢的地方。即使如戲中一直堅持飛行夢的蘇博文／吳肇軒，最終亦只能偷偷駕駛小型飛機飛往他的天堂，亦是如斯赤裸地，道出了堅持理想所必須付出的沉重代價。
長大後的余鳳芝 ／楊千樺和彭盛華／林海峰，正是香港上班族日常生活的殘酷寫照，但欠缺火花的婚姻生活就更消磨人的意志，淡淡道來卻是異常蒼桑和悲涼。重返母校既是追尋過去的人和事，更是重新尋回自己的起步點，令她們在片末看來已重新振作起來，重拾歲月不能磨滅的昔日情懷。這既似是為導演自己打打氣，也叫所有香港人勿忘初衷。
但當中滲出的無奈，卻又如此揮之不去。
在2015年，我們見證了兩齣堪稱楊千樺成熟期的代表作──除了《哪一天我們會飛》外，還有關信輝導演的《五個小孩的校長》。余鳳芝和呂慧紅竟是如斯貼近，同樣在道出中生代的中產階級，在面對香港困局失落和追悔之餘，仍然有所不為和有所堅持，並沒有被時代的洪流淹沒；仍對原初的赤子之心不離不棄，莫失莫忘。
楊千樺的形象儼然成為雨傘運動過後，沉鬱香港中指引前方的一線曙光。
三、哈維／或消極地接受，或無思地擁抱
正如我在早前《五個小孩的校長》的評論中指出，電影中最常出現的兩句對白，其一是清潔阿嬸每日掛在口邊的：「今日唔執聽日執」；其二是呂校長經常掛在口邊的：「你有乜野夢想？」其實兩個角色和兩句對白，正好形成了香港社會上的兩極心態：其一是對吃人體制的認命和跪低投降；其二則是縱使不一定看到希望，但仍有所堅持和執著，對自己和別人的未來願意作出承擔。
假如單純作為一套的勵志電影，無論是《五個小孩的校長》或《哪一天我們會飛》，無論大人或小朋友都會一致同意：人不應輕言放棄，人應該要有夢想！但假如回到現實的香港，則大概99.99﹪的人都會認為，吃人體制根本絲毫沒有動搖的可能！由此可見將要把香港殺掉的，絕非只是那一少撮的權貴階級，更是包括你和我這些認命跪低的香港人，自願選擇投降和放棄夢想──既然心想無法戰勝吃人的體制，那就犬儒地化身成體制的一份子！
在我的新書《流動、掠奪與抗爭：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中，曾經引述哈維以下的話：「大致上，我們已把共創城市的個人權利，拱手讓與地主、發展商、金融資本和國家。他們是塑造我們城市、亦即塑造我們的主要代理人。我們已放棄自我創造的權利，並將之交到資本的手裡。對資本利益打造的日常生活模式，我們或消極地接受，或無思地擁抱。」（109頁）
同樣套用葛蘭西的話，這種普遍人消極無思的「默許」，正是文化或意識型態霸權賴以建立的基礎。它有別於強權暴力的高壓統治，並不會令人感到過於反感；剛好相反，它只是致力讓人變得庸俗和麻目，因循苟且地「黏附」在日常物質需要的滿足上，失卻追尋自我創造的想像和夢想。
若以更淺白的方式描述，資本打造的體制總是力圖游說人們忘記──在簡簡單單的吃飽穿暖之後，忘記誰在主宰我們的生活；在安安穩穩的起居作息之間，忘記自己原來想過的人生。
新書巡迴講座：
《流動、掠奪與抗爭：
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
David Harvey's Geographical Critique of Capitalism
作者：鄒崇銘
出版：台北南方家園出版社
日期：2015年10月
11/20 (五) 19:00-21:00
序言書室／Holf Yuen（正念財經台）
「環球金融，地方智慧」新解
11/22 (日) 16:00-18:00
深水埗大南街200號／關綜聨
社區為本的城市權利運動
12/5 (六) 14:00-16:00
香港理工大學PQ304／蕭裕均
右傾悶局下的左翼地理批判
12/6 (日) 18:30-20:30
銅鑼灣誠品書店／區龍宇
土地抗爭與在地左翼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