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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襲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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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襲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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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刊於11月22日明報副刊,此版本經大幅修改。

巴黎恐襲震驚世界之處,不僅在於伊斯蘭國手法殘暴,造成129人死亡,三百多人受傷,更在於其再度發生在強調政教分離的法國。國際傳媒廣泛報道法國恐襲,遠多於黎巴嫩、也門和突尼西亞等地的恐襲,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因為香港跟英美和西歐交往密切,所以港人也較多關注法國恐襲。從跨文化的角度來看,法國這次恐佈襲擊具有獨特的文化政治,人們原以為在這個政教分離的地方,宗教不再扮演決定性角色的地方,但偏偏就發生了法國有史以來以伊斯蘭之名最大規模的恐襲,而且距離《查理週刊》襲擊案不夠一年。這不期然令人疑惑,恐襲會否深刻地衝擊了多元宗教和文化共存的歐洲社會?以伊斯蘭之名的恐襲,反映了甚麼社會文化現象?

恐襲摧毁日常生活

首先,我們應看到這兩次恐襲帶有不同的文化意涵。《查理週刊》襲擊案中,兇徒有明確目標,針對極力行使言論自由來諷刺伊斯蘭的雜誌編輯,加上憎恨法國猶太人的社群,闖進售賣猶太人食物的超市脅持人質。雖然所有伊斯蘭宗教領袖或學者均一致譴責暴行,但事件清楚反映了兇徒以伊斯蘭之名,敵視批評伊斯蘭的人,敵視多元宗教文化互相寬容的西方民主社會。這次在巴黎第10區和第11區的襲擊,當中包括劇院和餐廳,是法國常見的社交文化場合,兇徒意圖在最多人受害的地方作案,可說是要把日常生活的場所變成「地獄」,徹底摧毁人們對生活環境的安全感,對其他人的信任。既然是針對日常生活的場所,藉殺人來製造恐慌,問題就來了,為何兇徒要以伊斯蘭之名,接受伊斯蘭國的部署把日常生活搞得翻天覆地?

世俗和神聖的身份

有論者提出過宗教心理的解釋,指出兇徒帶有狂熱的宗教幻想(fantasme),認為伊斯蘭教義絕不能容忍「西方」現代生活,亦不能接受不信教者和背叛者(apostat)。亦有論者提出社會層面的解釋,指出兇徒為社會的低下階層,雖然身為法國人(或比利時人),但不認同法國的共和價值,視穆斯林的身份先於共和國公民的身份,而且仇視法國社會對穆斯林的排斥,仇視法國對伊斯蘭國的攻擊。這兩種說法不論哪個更為適當,但都表明一個基本事實,兇徒雖為歐洲公民,即使不是虔誠的穆斯林,甚至不常到清真寺朝拜,但均同情伊斯蘭信仰,一方面過著西式的生活,另一方面重視家族承傳下來的穆斯林的身份,或多或少響往伊斯蘭國割據一方的權力和回復伊斯蘭律法(charia)的生活。法國著名的伊斯蘭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奧利維爾.羅伊(Olivier Roy)在伊斯蘭國尚未出現的時候,就曾指出歐洲社會部份年青人響往成為聖戰份子(jihadiste),其特點在於一方面過著西式世俗生活,同時祈求在伊斯蘭信仰中樹立個人的身份。這是80年代以來伊斯蘭世界全球化的結果(islam globalisé),大量穆斯林從非洲和中東地區移民至歐洲社會,他們的子女在歐洲出生,這些移民第二代脫離原來的伊斯蘭世界和文化,再伊斯蘭化(ré-islamisation)成為了當中少數極端的年青激進份子的出路。

極端傾向的伊斯蘭化

為甚麼是移民第二代呢?他們出生已為歐洲公民,生活方式完全西化,跟父母一輩的的宗教和文化環境完全不同。在法國,他們的法文比父母一輩好得多,他們不接受傳統穆斯林的生活規範,他們抽煙飲酒,在街上勾搭女人。這次襲擊的主謀之一Abdelhamid Abaaoud,父輩在1975年從摩洛哥(Maroc)移居比利時,他則在比利時出生和長大,現年28歲。他被法國警方在法國Saint-Denis擊斃後,調查人員發現他的手提電話裡沒有虔誠的宗教符號或相片,反而跟許多年青人無異,有女人的照片、一個裸女坐在電單車上的照片和網絡上收集來的笑話圖片等,最特別的大概就是參與伊斯蘭國軍隊拿著手槍的照片。根據羅伊教授的分析,近年多宗法國極進青年犯的罪行,家人均毫不知情,而且事發後完全不理解。因為這些移民第二代並非虔誠的穆斯林他們的暴行跟平日的宗教生活毫無關連,有些人甚至從來不做朝拜,對伊斯蘭的經典和神學不屑一顧。他們往往在監獄或社區裡結識了有極端伊斯蘭信仰的朋友,通常是帶有中東地區伊斯蘭復古主義(salafisme)的傾向,突然間完全投身在其中,犯下可怕的罪行。因此,羅伊認為,恐佈襲擊絕非反映了「伊斯蘭的極端化,而是極端傾向的伊斯蘭化」(radicalisation de l’islam, mais de l’islamisation de la radicalité)。(註一)這即是說,近年的恐襲並不是反映了伊斯蘭世界日潮變得極端或激進,而是帶有極端傾向的個人在伊斯蘭文化裡找到出路,年青激進份子找到身份認同。這個說法不僅避免了把藉伊斯蘭之名來發動恐襲的激進份子等同廣大的穆斯林信徒,而且在社會學和實際經驗裡有更加堅實的證據。

羅伊教授對這些年青極端份子的描述,值得我們留意:「在這裡提到塔基亞(taqiya)或隱藏自己的信仰(dissimulation),並無多大用途,因為這些青年一旦『重生』,就不再隱藏自己的信仰,並在臉書上宣示。他們展示出新的強而有力的自己,抑制住的沮喪後展示報仇的意欲,殺人的意欲和自身死亡的迷醉令他們享受強而有力的喜悅。他們擁抱的暴力是現代的暴力,跟美國殺害大量群眾的殺手或挪威的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一樣,冷漠和平靜地殺人。在此,虛無主義和自豪感深刻地聯繫在一起。」(註二)羅伊教授認為,這些恐佈份子只志在打仗和殺人,並無任何建國或改革的政治藍圖,稱之為虛無主義者比烏托邦主義者更為合適。

伊斯蘭復古主義的影響

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為何說這些恐佈份子毫無政治藍圖,伊斯蘭國(l'État islamique或Daech)不是號稱國家嗎?羅伊敎授認為,伊斯蘭國之所以毫無政治藍圖跟復古主義的歷史有關(羅伊早期的著作稱之為「新原教旨主義」(néofondamentalisme))。在1992年出版(2015年再版)的《政治伊斯蘭的挫敗》(L’échec de l’islam politique)裡,羅伊就提出伊斯蘭主義(islamisme)的政治藍圖不合時宜,無助穆斯林在現代世界建立其身份認同。在二十世紀的伊斯蘭世界裡的政治思想,有所謂再伊斯蘭化的過程,當中特別是70至80年代「新原教旨主義」崛起,例如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FIS)、阿富汗的伊斯蘭黨(Hizbi Islami)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FM)轉向復古主義等。復古主義(Salafisme)來自Salaf一字,Salaf指虔誠的祖先。這股思潮源遠流長,提倡回歸《古蘭經》經文和伊斯蘭律法(charia),重建古代的伊斯蘭社會。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復古主義,則帶有國族主義和反殖民的色彩。復古主義的黨派仿照伊朗革命由下而上的方式,提倡個人道德改革,並在社會上設置伊斯蘭的空間,減少娛樂場所和音樂,嚴禁飲酒,限制女性活動範圍,反對色情資訊流傳,視西式生活為腐敗的表現。

伊斯蘭政治思想缺席

由此可見,復古主義令公共空間大幅收窄,家庭和清真寺的範圍成為僅餘的公共場所。換言之,提倡這種伊斯蘭主義的政治方案來改革社會,最終取消了公共的政治空間,社會失去了批評政權的力量。羅伊教授批評,這些帶有復古主義傾向的「伊斯蘭主義並沒有真正的政治思想,因為伊斯蘭主義完全拒絕政治哲學和人文科學。」(註三)理由非常簡單,「伊斯蘭主的政治模型只能在人的身上實現,而不能在制度上實現。這就足以令『城邦』(polis)、伊斯蘭的『城市』(cité)變得不可能。」(註四)伊斯蘭的理想社會是沒有任何分層或階級的社會,也就是說沒有國族、族群或部落的分野,所有的信徒平等地生活在一起,這種理想社會被稱之為烏瑪(oumma),任何社會分化都是政治上的罪惡,可以引起社會撕裂甚至內戰(Fitna)。(註五)羅伊觀察伊斯蘭地區的歷史,可見這種伊斯蘭主義混合世俗化和國族主義可以變成兩種形態,一種是走向民主(例如突尼西亞和土耳其),另一種是走向獨裁(例如朗)。即使如此,這兩種形態裡都可見伊斯蘭主義本身缺乏政治思想的缺陷,因而無法適當地安排宗教生活在政治領域扮演的角色。結果造成兩種局面,一種是宗教生活完全收窄為生活方式而非政治體制,另一種是伊斯蘭的政治理想成為聖戰的號召,建立超越現存社會和民族國家的「國家」,阿爾蓋達組織和伊斯蘭國正是這種傾向。(註六)

虛無主義和個人化傾向

至於,為何伊斯蘭會成為虛無主義者的出路,而不是其他宗教?羅伊認為,這些西方的聖戰份子所認同的穆斯林身份,不是傳統家族親緣關係裡的穆斯林社群,也不認同原本伊斯蘭世界(復古主義)提倡的操守,可說完全脫離伊斯蘭文化(déculturation)。他們在西式社會長大,可說是伊斯蘭國家的「邊緣」,沒有經歷過70年代以來的再伊斯蘭化過程,也沒有經歷過漫長的威權或獨裁統治。他們嚮往上述人人平等和不分階級的社會,嚮往聖戰帶來的榮譽,因而在這種兄弟相稱的極端傾向裡得到前所未有的身份認同,令他們願意參加聖戰,成為在西方世界裡與別不同的穆斯林,甚至「真正的」穆斯林,呼應了他們對單一(identitaire)和個人化(individualisé)身份的響往。在911恐襲後,羅伊出版了《全球化的伊斯蘭》(L’islam mondialisé),分析拉登和年青聖戰份子所嚮往的穆斯林身份。這種身份絕不是指穆斯林社群通過守戒律和實践德行,共同建立理想的社會,而是脫離社會而且極端個人主義的。羅伊寫道:「他們的幻想(fantasme)不是屬於社會的幻想,而是屬於個人的幻想,他們想藉著死亡來重新加入社會。」(註七)

伊斯蘭主義與現代化的張力

換言之,脫離深厚和悠久的伊斯蘭文化的移民第二代,把信仰完全個人化,同時脫離家庭宗族和西方伊斯蘭的社群。他們藉著網上渠道進一步跟境外的極端份子連繫,佔領敍利亞和伊拉克的伊斯蘭國正好提供了實現幻想所需的現實經驗,包括使用武器的能力和作戰的自豪感。他們把這種幻想帶到西方社會,向西方發洩強烈的仇恨。羅伊認為,「這種新原教旨主義的社會不是對他者的仇恨,而是對自身的仇恨,是對其欲望的仇恨。」(註八)因為他們不明白一點,威脅穆斯林社會的文化,不是猶太教或基督教,而是全球化的消費文化,精神空虛的文化。羅伊認為,完全脫離伊斯蘭偉大的文化遺産,詩歌、科學和經典等,並不能令極端的年青人得到精神滿足。伊斯蘭主義完全無辦法處理現代化和宗教之間的張力,也就是說無法令移民西方的第二代人獲得穆斯林的身份認同。然而,正如羅伊批評伊斯蘭主義缺乏真正的政治哲學,他並不是主張回到伊斯蘭或復古主義來建立穆斯林的單一身份。要處理現代化與宗教之間的張力,他不主張通過國家力量令穆斯林完全離開伊斯蘭,而是主張一方面維持信仰,另一方面發展對伊斯蘭的多種理解。他認為,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啟示,在於人們看到維持穆斯林身份和改革社會並無衝突,維持信仰同時反抗權力不公義,表達對民主的訴求,兩者可以並行。阿拉伯之春一定程度反映了穆斯林可以擺脫新原教旨主義的束縛,像突尼西亞那樣走向民主轉型。因此,人們必須明白到,一天不放棄伊斯蘭主義的政治議程,擺脫以伊斯蘭律法重建國家,一天不能擺脫復古主義和全球聖戰運動的的誘惑。

混雜和創新的文化

今天活躍的伊斯蘭國,當然不等同70年代以來的新原教旨主義。伊斯蘭國以不斷擴張領土的方式來建立哈里發(califat),其恐佈主義在網上全球招兵買馬,並差遣成員到各國發動襲擊,羅伊在十多年前就已稱這種模式為去疆域化 (déterritorialisé)和虛擬的社群,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在已有的國家權力上進行改革,爭取原來的民眾支持。今天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解決這種去疆域化的單一身份認同?如何避免靈活地穿越國界而以伊斯蘭之名進行恐襲?封閉邊境和嚴格控制出入境,並無助解決人們在虛擬世界上尋找身份認同,並墮入宗教狂熱之中,反而剝奪了人們跨境移動的權利,並混淆恐佈份子和難民的不同背景。因此,值得思考的是,人們應如何避免固定化單一的身份或國族認同?想深一層,所謂多元宗教文化的社會,並不是意味著外來文化「融入」法國文化,或者多元文化並存,互不溝通和混雜,彼此固守單一不變的身份。重要的是,多元文化在不斷混雜的過程裡,破除單一身份認同和對陌生人的偏見(如反猶太人或伊斯蘭恐懼),從而不斷創造新的文化,孕育新的文化身份。

(註一)Olivier Roy, “Le djihadisme est une révolte générationnelle et nihiliste”,載於2015年11月24日的《世界報》,見http://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5/11/24/le-djihadisme-une-revolte-generationnelle-et-nihiliste_4815992_3232.html ,存取日期為2015年11月24日。
(註二)同上。
(註三)Olivier Roy, L’échec de l’islam politique, Paris : Seuil, 2015,頁110。
(註四)同上,頁99。
(註五)同上,頁110-111。
(註六)同上,頁293。
(註七)Olivier Roy, L’islam mondialisé, Paris : Seuil, 2004,頁110。
(註八)Olivier Roy, L’échec de l’islam politique,頁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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