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政府沒有足夠的信任，就算原意再好的政策也不能投信任票。
以前有一套日劇《Big Money》，最後主角與其師父用計搞垮一間銀行。主角的師父最劇終時拿出一張鈔票，問主角是什麼。主角回答說是一張鈔票，而他則反問：「為什麼不是一張印有圖案的紙﹖」的確，對銀行沒有信任，鈔票也不過是一張廢紙。鈔票如是，政策亦如是。
最近 TSA、一地兩檢、高鐵超支撥款問題、爭論不止，背後的問題是不少市民對特區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信任，而政府也實在不能信任。
對政府、學校沒有信任，就算 TSA的原意有多好，一個不能信任的政府日後一樣可以突然反口以TSA成績作為為殺校的根據；學校受壓，就算是一個原意不鼓勵操練的考試也會成為學生的地獄。以同樣的視角審視高鐵及一地兩檢，就算原意多好也會成為香港的危機。
不信任政府並非意氣的問題，政府過去多次讓市民失望，仍繼續信任的話是迷信，不是理性，例如基建工程屢屢超支，現在說高鐵這次撥款可以封頂，相信的人不是盲目相信的問題，而是智商問題。由福利到教育，再由經濟發展政策到政制發展，政府的成績表難言合格，信任早已蕩然無全。
另一個市民不信任的原因是政府難有權力制衡，特首並非民選，不用面對群眾，甚至自稱有超然的地位；一個沒有政績的官員可以說「官到無求膽自大」，不求民意支持；行政會議成員可以在電視節目明目張膽地說不看民調；當司法覆核成為制衡政府的唯一手段，又有會官員甚至前法官走出來說有人濫用司法覆核。一個沒有政績的政府處於一個無法監察與制衡的獨裁地位，不滿的市民如何信任﹖
因為信任問題，政府與民間漸漸採用完全不同的語言來討論政策－政府討論的是原意、政策理性，批評的一方則會指出一個原意多好的政策也會在無能的政府手上變成禍港的利刃，雙方各有各說，雞同鴨講。政府不可能解決這信任問題，市民也不可能無端無拾信任，兩種語言各自表述，裂縫只會愈來愈大。
在這背景下，香港的困境在於：一、特區政府也不在乎市民的信任，基建超支，內地承建商賺得盤滿鉢滿，內地經濟放緩，香港的大白象正好是小型白武士，所以政府心裡當務是急是利益輸送，至少市民的信任則無地位，反正港珠澳大橋、高鐵建成後再難衡量其經濟效益，甚至不會有人去檢討；二、批評的一方基於不信任而批評，對政策理性的一套語言嗤之以鼻，這會催生出不健康的批判文化；三、政府與民間的語言雞同鴨講，但選票就成為兩種語言的競技場，而暫時政府與建制派仍穩佔上風。
區議會選舉結束，傘兵的亮麗成績與民建聯及民主當的「大佬」落馬成為焦點，但建制派同樣有不少少壯派上位，多少意味着政府那套語言的優勢依然，也是香港困境的延續。
現在的問題是，不信任政府的那一套，我們可以相信什麼﹖要突破政府那套不能信任的政策理性語言，大概要先提出一條比背靠內地、沒有民主也能健康發展更清晰的出路與願景，否則單憑不信任難以改變現況。近年本土論述冒起，為思考出路開拓了起點；內地經濟走下坡，政府的背靠內地論開始失去依靠；首投族的威力打破有利建制派的陳舊選舉邏輯，希望下屆立法會選舉能夠出現更能信任的政治人與願景，以真理性打倒偽理性，將香港的困境劃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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