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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還地於民

是時候還地於民

家,何時只是等於屋呢?2007年建制派支持23立法的口號是「沒有國,哪有家」,今天改為「沒有屋,哪有家」,也絶不為過。

地產很難用自由經濟去解釋,單位的位置決定了價錢,不同工業產品,但同一位置卻不能複製同一單位。港式地產,政府的話事權力很大,從租金管制的興衰,可見業主階層興起。社會形容「買樓上車」,成功致富第一步,造就了業主的特權階級。

六十年代,樓價飛升,當年港英政府為照顧市民,除了大量興建公屋,在1963年頒布完整的租金管制,限制私人的租金急升,並在1970和80年加強限制,並同時保障租客的權益。六十至八十年代,可說是租客權利的黃金時代。至90年中期,租金管制被取消,而2003年連僅餘的租住權保障也被立法會撤銷,成就業主的凱歌,租客成為政策犠牲品。

2014年,有25%的私樓住戶為租客,朝不保夕,每年續租,聽天由命,任由業主開價,租金不合,則有如孟母三遷,不斷搬遷。今年租金屢創歷史新高,政府依然拒絶重設租金管制,這是租客最黑暗的年代。

此外,政府常常提供的短暫利民措施,只有業主受惠,包括︰免差餉、津貼電費,而供樓亦可獲得額外的免稅額。「買樓抵過供」,傳統智慧因政策變得合理。核心家庭由丈夫,妻子,子女組成,香港需要多加一位新成員──供樓按揭。

居住權卻被偷龍轉鳳,換成置業慾。全因業主經濟和文化上地位超然,造就全民投入置業置富之路。公屋、居屋、私樓,置業階梯拾級而上,遇上1997年的金融風暴,曾蔭權停建居屋,買樓發達的遊戲結束。地產霸權必須用上新的招式找出買家,再塑造有身份的業主階層。

升級的技倆

戰後,從六十年代,第一代城市發展,公屋衞星城市(觀塘,荃灣),由拆遷村落、木屋,驅趕貧民入城市邊沿,名為改善生活,實為配合工業發展,提供廉價勞動力。八十年代,上樓變成身份象徵,置業等於置富,今天神話不再。年青人的薪金升幅遠遠落後樓價升幅,地產霸權升級唯有走回老路。藉重建、拆村,創造新的房屋消費群。

市建局多年的工作,就是令近四萬的舊區業主,被迫重投地產市場,淪為供樓的一群。東北則有萬人經歷如此慘況,痛失家園。政府大型發項目,不僅取得土地,也為地產商獲得新的買家。

政府以土地供應不足之名,配合地產商不減價,維持高樓價,保留置業置富夢,樓價永不跌的幻想,也為地產霸權繼續護航。成熟的住屋發展本應是質變,如今卻返回量變──房劏細了,價錢不變,變的是居住面積。

年初中大與全港關注劏房平台的調查中,基層的住屋面積僅有48呎,比豬欄(50呎)也不如,而平均居住面積只有150呎,20年以來無改善,差絶東亞地區。百多呎的劏房豪宅,動輒三百多萬,呎價達1.5至1.6萬,諷刺的本應必備的廚房,現竟成為新樓賣點。灣仔利東街重建項目1,096伙中,有84%沒有獨立廚房,只有1.2至1.7米闊的單邊廚櫃,昔日笑稱年輕人不懂煮食為「無飯夫妻」,現在入宅利東街可能需要改變生活模式。此外,當中76%單位的浴室更不設通風窗戶(即黑廁),浴室長年「保濕」。近年「奇則」比目皆是,筲箕灣東大街重建項目為增加單位面積,竟然不設升降機,被戲稱「現代唐樓」,發展商扭盡六壬,平均單位面積亦只有257呎。

規劃欠透明

梁振英希望重建的置業階梯,完全失敗。土地供應越多,樓價越升。這不是土地問題,而是居住問題。社會漸分化成兩個階層──有樓與無樓,昔日的和階一去不復返。

年青要的不只是居所,而是安身立命之處。

從任大廈保安的親人口中聽說了一個故事:數年前,有個地產經紀街坊,歡天喜地跟保安大談合資數萬購得馬鞍山新建的海景樓,只要等一個月,樓價大升,就可賺上幾十萬,刀仔鋸大樹。一周後,經紀面如黑灰,保安問個究竟,原來他發現那海景樓的海景只能享用數年,新樓前的空地極大可能建樓,由海景變樓景,升值機會大減,最後唯有忍痛蝕讓。買海景樓有如買有限期的罐頭,身為經紀也始料未及,到底是誰的問題呢?

跟任職規劃署的朋友談論此事,他大吐苦水,工作不勝負荷,但也無計可施。今天連城規會也淪為戰場,人人為保住家園和居住環境,不想身邊山景或海景突然消失,引來上萬上千的反對申述,新界東北、深水埗延坪道的綠化帶規劃,政府對反對聲音無動於衷。司法覆核成為救命草,法庭變成諮詢會,讓反對者有機會表達意見,但成效多大呢?能否決政府的發展嗎?結果未料,但安居樂業,卻因為政府到處搶地而犧牲。

見縫插針,以為增加供應,卻是畫餅充飢。深水埗的後山、青衣巴士站、馬鞍山的海灘,朝令夕改的政策。海景、山景通通有限期,唯有樓景不變,越建越密的高樓,越來越疏遠的鄰里,連公共空間都不見,如何有社區生活質素呢?

不是土地問題,而是居住問題

青年未能安身,基層則無法容身。市區重建後,不止劏房消失了,連住宅也消失了。市建局的「需求主導」重建計劃,地積比和建築面積增加,但供應單位數目竟然比原來的少兩成。

於是,舊區不見了,基層乃在。

市建局的新方向,從本年中發表的麥肯錫中期顧問報告可見,局方將以觀塘重建作藍本,挑選「較有盈利的項目」,多做範圍更大的重建。未來的重建,擇肥而噬,拆掉的不止舊樓,而是生活。基層面對不再是居住問題,而是被消滅的問題。更大的重建,則更多小店、小販、市集、大排檔、甚至公園會被連鎖店和平台花園取代。如同朗豪坊當初原意為消滅砵蘭街的性工作者,後來朗豪坊落成,性工作者轉戰上海街,沒有被消滅。同樣地,我們在深水埗的研究顯示,19個重建項目中,有187幢唐樓被清拆,估算消滅了5,414個劏房,佔全港約8.1%,共6,875名居民被迫遷離。供應減少,基層唯有接受更貴租金,搬到更細和環境更差地方棲身。

香港不應再盲目增加土地供應,而是增加基層單位供應。城市的土地不只屬於豪宅和大型商場,是時候還地於民。市建局十多年剷平市區的舊樓,興建豪宅,坐擁250億資產的局方,除了關心盈利,可否真正「以人為本」呢?

短期而言,可善用已收購的空置單位,增加基層房屋。截至2015年3月1日被市建局收購的千多個單位中,有665個為空置,空置率高達六成,舊樓單位較大,以容納四人家庭計算,足可住上近2,700人,相等於一條小型屋邨的人口。市建局早前在收購不利,無法重建的永利街項目,讓出空間給社企經營「光房」出租,令十個單親家庭受惠,同樣做法,也可造富基層。長期政策方面,富甲一方的局方,其實可收購部份舊樓,再復修,讓社企出租予基層。既可解決樓宇老化,亦緩解劏房問題,一舉兩得。

早前土瓜灣的民間組織,提出在馬頭圍道塌樓案的地盤以混合式規劃重建,結合私樓、居樓和公屋的模式,保留市集地舖,重塑社區。將來市區重建和港鐵項目亦應朝此方向,不只追求單位數目和地價,而是讓市民安居樂業,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刊於號外11月號,原題「地產霸權的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