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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想像力的《十年》

失去想像力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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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片讚好,都說它觸碰了一般商業片不敢觸碰的政治課題,可謂直面時代、扣人心弦。這當然很對。但除此之外,電影作為創作,好的作品通常能叫人轉換一下對現實的感知方式,從而觸發觀眾對自我、人際、社會或世界進行反思。

若從這方面看,《十年》所謂的極端想像,弔詭地,其實頗為缺乏想像力。銀幕上出現的對普通話、少先隊或中共操盤一切的恐懼,早已滲透社會神經。電影幾乎只是對瀰漫於空氣中的焦慮在銀幕上再執行一次。5齣作品至少有3齣是在重複早已存在的焦慮,「十年」的意思彷彿就是焦慮給10倍加劇。

問題是,針對過去幾年從未間斷宣告「香港已死」的香港人,再多拍幾部政治末日預言的短片,實在無濟於事。所謂警世,恐怕不是對早已瀰漫空氣之危機的一再反覆警示,而是針對我們尚未清楚察覺的危機,才算真正預警。

遺憾是,新晉導演並無改寫或稍稍偏離,甚至超越這單一焦慮的循環,例如所謂赤化的危機,並沒有較為複雜和細緻的處理,而是像樣板戲一般重演一番小紅衛兵四出批鬥的劇目,更遑論除此之外,探討諸如階級、世代或環境之類的其他危機。

假使我們無法轉換對現實的既存感知方式,不能以新框架看待舊問題,或看見以往被忽略掉的社會層面,那末,想像的翅膀便永遠無從起飛,超越當下的未來亦無從接近。

更大問題是,《十年》內大部分的人物設定,都是沿着赤化的陰影來賦予其意識形態功能。像《方言》中的乘客、同行、妻兒等,都彷彿是用作突顯普通話入侵的裝飾,沒有性格和輪廓。以至幾部短片中的靈魂人物,都缺乏立體面貌和人格,如士多老闆、的士司機,以至被犧牲的小混混殺手,他們的存在,彷彿就只是用來襯托時代的黑暗而已,要不是像《浮瓜》般靠擲毫決命運(其實決不了),或像的士司機任由宰割,充其量也只能是像《本地蛋》般讀出一句半句劇本上寫好的金句罷了。

哪怕是備受好評的《自焚者》,電影企圖指向當下尚未存在的抗爭者,但其想像似乎也缺乏足夠支撐。影片沒有探討自焚婆婆的心路歷程,為其賦予足夠的人格厚度和社會現實感,宛如浮光掠影。即使是主角歐陽健峰,影片中也沒有好好告訴觀眾,一個原本只是信奉「和理非」路線的抗爭者,何以走上激烈得多的絕食至死之路。

倒過來,在短短20分鐘,影片卻花了不少篇幅,給予電影中的評論家們,浮光掠影地滔滔不絕,東拉西扯侃侃而談,即所謂偽紀錄片的電影方法。

自焚這一打破禁忌的激進想像,當然值得支持;問題只是,這一自焚者之造象是否具有足夠支撐,能為觀眾帶來反思的距離和不一樣的面貌?抑或只是想當然地期待如此這般的激烈人物將在未來出現,鼓舞一下期待更激烈抗爭的未來人心?

最後談談《冬蟬》。這齣短片也未免過度陷於自溺,被一種徹底封閉的無力感壓垮。最初的標本工作何以有意義,又後來何以突然轉向徹底無力,都以一種自說自話的方式說了算。雖然《冬蟬》是唯一沒有圍繞那單一焦慮而轉,但由於它被另一種宿命和無力感侵蝕,而且,除了主角男女,也沒有第三方的他人,世界彷彿失去了重量,因而未來的門,也被電影以另一種方式關掉。

筆者相信,好的電影能賦予我們一種更好的現實感知能力,政治電影的原理亦然。因而,以上批評是為了迎來更好的獨立影片作品,畢竟《十年》的成功,所開啟的新電影生產和題材模式,才剛剛開始。

原文刊在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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