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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種人,與一種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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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種人,與一種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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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轉自Facebook)
刪減版文章刊於《聯合文學》2016年二月號

在獨立音樂展演場地Hidden Agenda的日子,很多時間處理文字創作。口號「Space For Live」誕生於第一次搬遷後不久,就是「看演出的空間」:不是體育館,不是咖啡店,不是飲酒場所,是為現場音樂而生的地方。Live的另一個意義就是生存,寄語我們一班奇形怪狀、不入流的人也能找到生存空間。

年多前香港歌手何韻詩忽然宣佈獨立。因其政治立場鮮明,被大陸封殺後把心一橫在全港十八區巡遊,帶大家「走入社區」看「十八種人」,其中一站就是Hidden Agenda。或許是傘後餘溫,原本在小城內辦巡演有違常理,但觀乎反應也相當理想。尤其與不少獨立樂隊樂手合作,甚有綽頭,更有樂手因為有機會登上大台演出而飲泣。忽然想起多年前看《樂滿夏灣拿》(Buena Vista Social Club),披露當年隱世珍品古巴爵士樂,電影與音樂全球大熱。片末導演拍攝年過七十的歌手Ibrahim Ferrer遊走於紐約鬧市,鏡頭下老人陶醉於一片美式繁華,讚口不絕。筆者是Ferrer擁躉,對這幕一直耿耿於懷,但當時看不清導演Wim Wenders的底蘊,又不太認識美國對古巴的制裁手段,只是本能性地反感。

再講遠少少。經典小清新老祖宗Simon & Garfunkel於1970年解散後,Paul Simon單飛發展不甚理想。八十年代初,抑鬱中迷上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Township音樂,並親自飛到約翰內斯堡錄音後推出大碟《Graceland》,還找了幾個南非樂手一起巡演。結果空前成功,正中小資產階級渴求異國情調(exoticism)的消費模式,打開日後西方所謂World Music銷售市場。從此各大唱片店多了一個專櫃,凡是歐美爵士搖滾民謠藍調以外的,甚麼都叫World。

基本上,唱片公司找到任何西方主流音樂沒出現過的民族樂器與音樂形式,等同於找到新的搖錢樹。Simon因為違反了當時打擊種族隔離政策而實施的國際制裁,加上被指以西方市場剝削南非文化,遭到音樂與學術界強烈譴責。學者如Timothy Brennan,Andrew Goodwin,Joe Gore與及Talking Head的主腦David Byrne更狠批World Music毫無意義,目的只是為唱片商避開文化正統與歷史意義,含混地商業化而設。對於批評,Simon回應自己是從音樂家的角度出發,志在分享南非音樂;自己名利雙收,又養活二十來個南非樂手,加上「分享音樂」的崇高口號如此屈機,大腳解圍,索性講多都無謂。

音樂作為社會性活動,意味著只要社會有不平等,就有音樂的不平等。獨立音樂一詞的興起源於對抗歐美四大廠牌的全球性壟斷,一眾不甘心受制,不進入壟斷市場的音樂人開始自資灌錄與發行唱片,自資搞媒體,自資搞場地,甚至自己制作器材。非主流音樂能脫離越搞越大的主流市場模式,因此能孕育更小眾更前衛的聲音。

說說紐約,我們看到樂隊Television、Ramones與傳奇音樂展演場地CBGB的親密關係,或是實驗系大師John Zorn與Tonic和後來的The Stone,沒有這些小則只能容納數十人的空間,當代音樂的進程必定要改寫。這些另類空間本來就不是用來做音樂的,別說場內的acoustic好不好聲了,像The Stone唯一廁所位置在舞台後方,觀眾還要跨過台解決;獨立只是不進入主流的人用自己方法開路而已,不望搞大,同路人眼中這些瑕疵就成特色。有些人甚至不需要固定場地,九十年代初一班英國Dunstable人自製sound system,到山中或廢棄廠房搞免費Drum & Bass派對,靠參與者捐款經營,後期更發展成公共房屋政策運動。這班人自稱The Exodus Collective,Exodus,意指從主流當中撤離。英國學者George McKay編了《DiY Culture: Party & Protest in Nineties Britain》,前《破報》總編輯黃孫權把書譯成《自己幹文化:派對與革命》。中文「自己幹」好像沒有英語的準繩:do it yourself,更像是「你去幹」,蘊含鼓勵他人動手的意思,每個人都能另起爐灶。因為DiY,所以獨立。

不依賴主流平台,自然就不用受制其中。BBC不播放的音樂?就由非法的廣播船充當pirate radio電台廣播;報章雜誌只報導明星?一大堆獨立音樂zine,獨立音樂生活政治各自表述。甚至有更基進的音樂羣體,如女性主義Hardcore Punk運動Riot Grrrl,能直指被獨立圈子本身所忽略的父權盲點。因此所謂獨立文化的另一層意義就是製造脫離統識(hegemony)的契機,反思平常。尤其現在獨立音樂大行其道,如獨立廠牌巨人Sub Pop、Creation、Rough Trade,網絡獨立音樂媒體Pitchfork等等,資源與影響力已直逼大廠牌,甚至許多根本就很主流的音樂單位利用「獨立包裝」推出市場,因此獨立標籤就變得很虛無,反思過程更見重要。

不同脈絡下,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詮釋,不同的底線,因此獨立音樂應該是一個持續的論述建構,問自己獨立於甚麼,獨立讓我們從怎麼樣的束縛之中得到解放,選擇獨立終極是為了邁向一個怎樣的社會。究竟上主流媒體算是獨立樂隊嗎?受品牌資助獨立嗎?如果是本地品牌資助呢?拿政府資助的算獨立嗎?拿綜援玩音樂呢?拿父母錢玩音樂算是獨立嗎?如果老竇是藝發局主席又有分別嗎?那麼拿女、男友的錢呢?我們能回歸音樂作為基本人類文化的狀態嗎?以上的問題重要嗎?

何韻詩的獨立之路可說是為勢所逼,2014年未能與唱片公司續約,沒有工作,只能以自資方式搞演出。雖然何斷言音樂沒有主流獨立之分,但觀乎主流音樂市場的利益考量,只要經濟發展持續展望大陸市場,香港娛樂圈中人就只能夠作不同程度的妥協。港式壟斷造成今天的賣乖風氣,已經超越自我審查,是完全沒有自我了,公司要你撐網絡廿三條,你敢反對嗎?

在一站式製作、媒體、表演平台的壟斷下,想封殺的就能徹底封殺;甚至反過來,就算二十年來沒有新作品沒有露面的,想你復活,就能復活。何當然是主流音樂的受害者,她不但失去工作,就連新作品的供應也近乎被完全斷掉,只能以大量翻唱歌來支撐演出,因此我懷疑普遍不懂得自己創作的主流歌手到底能否獨立起來。香港歌手,有誰不屈服於唱片公司淫威之下?除非你老闆是周博賢,或者你自己是老闆吧。這樣也能解釋為何香港的填詞人比較敢怒敢言,因為整個主流樂壇不擅生產,罐頭音樂人人能寫,在大眾普遍不留意音樂只留意歌詞的情況下,詞人才是揸fit人。在這個意義下,筆者對所有敢言的歌手,如黃耀明、張敬軒與何韻詩等人都敬重。當然每個人也有反建制的成本,一個教師,一個工人,一個師奶也有其成本,我們不要因為明星講人話就雙眼放光,妄自菲薄,社會公義應該是全民責任。

流行音樂本質上就有因大眾口味而自我轉化的能力,因為Pop Music本身是空洞的形容詞,是以流行度作為依歸的類型。主流歌手素有忽然自稱Rock、Jazz、Soul等等的現象,認為音樂類型是形象工程,可以換來換去。借學者游靜的觀點,主流騎劫另類,變得不倫不類,繼續成為被恩賜主體,讓偶像變得更本真更立體從而更流行更動人更容易被消費。

非主流/獨立/另類圈中的理論,以被壓迫者角度書寫,女性主義、性別研究或Queer Theories的論述,許多時與獨立音樂通用。但坦白講筆者眼見不少港式獨立音樂人,口號優美,身體卻很誠實。明知無線的搖鏡燈光主持質素下樂隊必死無疑,但還是會憧憬上勁歌金曲;明知intro過長電台就不會播,情願自己遷就;明知CASH打壓小演出,還會申請入會;明明平日抽大麻抽得很兇,還能厚面皮地玩禁毒show。對不少人而言,所謂的獨立音樂,是次等的圈子,是進入主流登上大台的階梯,等同社會階級上移。主流以扶貧姿態干涉另類,不但贏得掌聲,還能進一步強化主次關係。這個港式音樂生態,能追溯到八十年代,為數不少的獨立音樂人,只要薄有名氣,馬上進入主流生產線。今天的垃圾流行音樂,不少出自他們手筆。

當然香港獨立音樂圈還是有人拒絕壟斷,選擇自己製作,自己成為媒體,自己搞場地,從來都不曾在主流當中看到希望,希望來自同樣奇怪偏頗的伙伴身上,因此能無視所有主流打壓封殺審查。獨立圈所爭取的,例如工廈的創作空間,版權修定條例,或者街頭音樂表演權利,都不是在爭取進入主流的階梯,而是基本人權。這個生活上的非主流其實是很難得的啟示:所謂獨立或另類,不應該被看待成甚麼生活品味,它本身應該就是思考生命的方法,是永遠的提示,是種清醒,是種拒絕。繆納(John Stuart Mill) 揚言人類智能只在選擇之際才算有被運用到。因習俗而行事,就等於沒做選擇。心智與道德智能就像肌肉一樣,要有鍛煉才有改善。

引證獨立精神的唯一方法就是透過選擇:例如有樂隊選擇完全拒絕在紅館演出,亦有人刻意在紅館台上抽煙,這些姿態訴說的就是自己與這個壟斷圖騰的關係。何韻詩認為自己被打壓所以絕跡紅館,宣佈獨立後到一些「平常唱片公司不批准」的小場地演出,如今奇蹟地宣佈回歸紅館,難怪有歌迷撰文批評何摧毀了自己的narrative building。筆者很久前曾到過紅館看朋友演出,剛站在櫈上,便有數名保安把我拉下來;又想起像演藝人渣阿叻也曾經在這裡開演唱會,因此這個「殿堂」好像又不見得怎麼樣。作為觀眾,這麼拘謹保守的地方,應該不會再去了。

這個「獨立之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流圈內的無知與階級意識,就算有十八種香港人也好,幾乎都是用同一種目光凝視。例如在介紹獨立樂隊時說「咪以為夾band就一定好黑暗好死亡好頹廢」,或者驚訝我們不會在band show前切燒豬,都凸顯當中的文化差異。先撇開獨立音樂圈有許多素食主義者不談,坦白說如果搞手有錢買燒豬的話,也會盡可能當車馬費分給表演者。唯一可能出現燒豬的情況,可能就是Death Metal樂隊把雙目放紅光的豬頭掛在mic stand上增加氣勢吧。怎樣才能避免獵奇式的文化消費?香港主流圈極度狹窄,原本在外國未必被界定為獨立音樂的也條件性地必須獨立起來,因此獨立圈內我們有不會fing熒光棒但會fing水髮的Heavy Metal,有真的很死亡會灑溪錢的Black/Death Metal,有真的很頹廢牛仔褲穿到自然爛不用剪的Grunge,有Hardcore的mosh pit與circle pit身體衝撞,有視使用大麻為文化一部份的Reggae,有離經叛道挑戰聽覺的Experimental。

各式各樣的音樂文化,在市場與口味極端壟斷下的香港全都被普遍性地稱為獨立音樂。這個標籤除了形容經濟上的獨立,同時也涉及一個個獨特的文化族群。當然,以受眾與資源的意義下,這個標籤準不會錯,但要認識箇中文化,避免主流文化的潔癖偏見先入為主的話,或者我們可以以民族誌研究的教誨警惕自己:研究者必須花長時間融入其中,微細地觀察,謙卑地尊重差異文化的真面目,嘗試瞭解當中的歷史、關係和文化脈絡。要成為獨立圈中人容易,只要多創作,多演出,多看演出,多落手落腳搞點甚麼;有心的可以一起討論獨立音樂界的出路與香港的未來,投入開放空間、開放大氣電波運動,讓真正想獨立的人不用進入主流,實為一件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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