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面書遭旺角騷亂事件洗板，不論觸發點是源自賣魚蛋的無牌小販，還是施以暴力的一方，有關小販無牌經營，在法例規管下，政府依法辦事，無可厚非，但所謂法律不外乎人情，對於在大時大節時，應否酌情處理 ，眾說紛紜。同時，社會正廣泛討論騷亂的因由和各方行使暴力的程度，官方和民間各有不同的論述，而網上大量流傳短片，影片錄像是說亮的，但在衝突背後，在政治計算考量以外，筆者認為，問題是延伸至與城市規劃有關的小販政策。
據2015年7月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報告，指出政府在制訂小販政策時，應從「發展」角度，而非單以「管理及管制」的手段規管擺賣活動，高永文局長在2015年11月在立法會回應需要確保市民健康、環境衞生，以及公眾安全的原則下，在小販發展和管理之間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而政府亦會參考委員會提出推行的五項建議，大致為：1)在小販資助計劃完結後檢討簽發新的固定攤位小販牌照的需要；2) 繼續改善現有小販區的營運環境；3) 以試驗形式簽發新的大牌檔牌照； 4) 出租率偏低的公眾街市改建為離街熟食中心；5) 按在地區主導的前提下設立露天小販市場和夜市。初步看來，這五項政策政府取態積極，當在節慶期間，看到不管小販有牌無牌，市民得以享受「掃街」之樂，執法者卻硬要驅趕無牌小販，本土聲援小販行動可被視為或是為有組織的策動，但有一把聲音，是香港大眾市民對已扭曲的主流市場經濟邏輯表達不滿和訴求，是一把屬於這個城市的聲音。
從供應層面而言，為何小販無牌也要經營，明知犯法，也鋌而走險？政府自1970年代初起已停止簽發新的小販牌照，自2000年後更推出措施逐漸取締小販，2013年的為固定小販排檔區小販推行的五年資助計劃，顧名思義，政策對象為固定小販，政策看似令人鼓舞，透過遷置讓小販得以繼續經營，同時秉持「確保市民健康、環境衞生，以及公眾安全的原則」，值得留意的一點，是小販牌照數目由1980年代末約20,000名，大幅減至約6,300名（截至2014年12月底），剩下不足7%為流動小販，而令筆者關注的問題，是現時全港43個固定小販排檔區似乎未能與市場對口，小販活動的特點是靈活流動，活躍於人流多的大街小巷，而非硬崩崩鎖定在固定的攤檔，無牌小販的出現與集散，可以低資本投入經營，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受規範的經營選項裹，正好缺乏流動經營的方式，或欠缺高人流量的固定攤檔。
從需求層面而言，市民開始厭倦光顧單一乏味的連鎖店和複製式的大型商場，明白在主流的經濟市場法則下，高昂的租金和壟斷式的商業模式令小本經營的商戶難以生存，社會大眾更趨支持共享經濟、本地生產、製作和創作，重視街頭小食文化，認同獨立自主另類運作模式，意識到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 民間力量推動由下而上的城市規劃的發展模式，建立多元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元素，為的是提供多一個的選擇，一個在主流以外的另類選擇。
小販發牌制度是有必要的，透過納入規範的框架，確保公眾健康及安全，但當欠缺長遠的小販政策，而未有為城市提供適切的土壤發展一個多元的經濟社會，供應無法與需求對口，只會塑造一個更畸型的經濟社會，民怨沸騰。
註：
1) 立法會CB(4)1497/14-15號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報告 (2015年7月)
2)立法會新聞公報 （2015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