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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雄辯的必要,小敘事的必要

雄辯的必要,小敘事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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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跟兩個認識的人在臉書上辯論。從前的我大概不會跟相識的人討論得太深入,怕傷了感情,也不想讓雙方變成對立,反而不利溝通。然而昨日我做了;我開始認為,在這個歪斜的社會中,如何面對不同意見的人,如何冷靜地嘗試討論,如何不人身攻擊不講粗口,好好地表達自己的看法,是我們要學習的。是的,我像很多人一樣,討厭衝突,也避免衝突。可是,社會走到這一步,做不到前線抗爭,起碼也得盡量心平氣和地跟人討論是非真偽。沒有人能說自己的見解是絕對真理。正因如此我們才有辯論的必要。

然而,與此同時,我深深地感到悲哀。也是昨日,另一個朋友問我:「你會不會做蕭紅﹖」我回答道蕭紅三十一歳便死了,朋友說:「至少她不必再理會些甚縻。」我想我明白朋友的意思。在她身處的時代,蕭紅是個異端份子;那時的主旋律是抗戰,是國家民族,而蕭紅寫的是故鄉的小故事,小人物,小敘事。

我們說善於辯論者為「雄辯」,那是男性的,雄性的,就像建制、警察、制服、抗爭、暴力(或武力)一樣。我們或自願或不得以地走進了雄性的框架。然而此刻,我比任何時候都感受到寫作小說的必要,儘管靜下心來是這樣難。

我是個急躁的人。對於荒謬的日常,我總是按捺不住要表達看法,否則如鯁在喉。在這些時候,我感到一個雄性的「我」佔據了我的身軀頭腦,另一個「我」只能隱身幕後。我並不享受這種感覺。首先,在討論中壓倒對手,跟說服了對方,是兩回事;更重要的是,那個雌性的「我」不得不躲起來,因為情緒、纖幼、連繫,在如今的主旋律中,並不適用(至少是難以應用)。而我一直關注的動物權益很可能被消音,因為政治的風暴已把生命的主體摧毀。

由是我更感到動物的可悲,也感到自己和動物的聯繫,是那樣隱然而連綿不斷;由蕭紅的時代開始,一直到如今。

小說,小敘事在此刻也許沒甚麼緊切的需要;它們從來不是抗爭的工具,也未必能提出甚麼真知焯見。小說不擔當評論議事的功能。可是,只有在小說,小敘事裡,我才能找回整全的自己;我才會看到那些躲在憤怒後面的哀傷,無力,痛苦。

這是一個精神分裂的時代。我們討厭爭辯而不得不爭辯;我們討厭躁動而不由自主地躁動。我們討厭分化而不得不說明立場。我們討厭這種社會氛圍卻依然要活下去。我們要堅強,因此先要面對自己的軟弱。我沒有呼籲,因為呼籲已經夠多了。我只是想說,不管你寫不寫小說,看不看小說,如果你抱持某一種想法,不如先想想,你為甚麼選擇站在「這一邊」而不是「那一邊」;那到底是你的信念,還是你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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