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今天讀到戴耀廷教授就旺角一事撰寫的公開信，內容發人深省，實在獲益良多。但至於教授提出的某些觀點，例如「暴力抗爭在香港並不會有出路」，並一再呼籲大家堅守「非暴力」路線。對此，筆者深感疑惑。回顧香港現時的局面，筆者質疑我們是否仍然有必要一而再地排斥「非暴力」以外的抗爭路線以及行動者？是否仍要看輕甚至乎漠視他們可能帶來的貢獻與成效？筆者認為，這是不必要的。把話說白一點，筆者認為在「非暴力」以外，即使不承認「暴力抗爭」，至少也要開拓出一條「淺暴力」的抗爭路線。原因在於，單靠「非暴力」的抗爭路線，亦不見得有所出路。
計一計數，留住還是流失人心？
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筆者的觀察是，「非暴力」抗爭者的最大武器可謂是道德上的號召、良知上的呼喚，借助「非暴力」的行徑突顯施暴一方的「暴力」與「不道德」。而道德光環為什麼重要、為什麼厲害？因為它能夠獲取民心，使社會的大多數站在你的一方，有較多的人民撐你：用古惑仔一點的講法就是「叠馬」。因此，很多「非暴力」支持者都會擔心，「暴力」的行徑會喪失了道德光環這把神兵利器，以為抗爭者在衝突過程中大打出手，畫面經主流傳媒無限放大，既會流失好一部份「黃絲」支持者，而「藍絲」亦能借助暴力的畫面來進一步鞏固自己一方的立場(「嘩，你睇下，都話左佢地真係好暴力架啦！」)。筆者對於這種想法嘗試提出幾點質疑：第一，那些因「暴力」行徑而劃清界線的「黃絲」以及中立者，是否就代表他們會自此改為奔向「藍絲」及政府陣營？第二，即使日後的運動上再沒有「暴力」的衝突畫面，是否就代表能夠動搖「藍絲」的既有立場？是否就代表「藍絲」不會去譴責「黃絲」的種種不涉及「暴力」的行徑？第三，假若依舊維持「非暴力」的路線，策略不改，會否反而使得一些「黃絲」以及中立人仕，改為投奔「藍絲」以及政府陣營來謀利？會不會有人對前景絕望，轉而與政權合作，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賺夠錢移民?)？
對於上述這些問題，筆者猜想沒有人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現下所見的是，專橫的政權不斷甚至加劇對平民的打壓，縮窄大眾的生存空間。時局把人迫上絕路，有些人絕望到底，結果就是盡地一鋪，以死相搏(黃台仰：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出身文科的筆者只懂簡單的小學算術題，但眼見當下局勢，從功利上來說，僅用「非暴力」的路線來吸引人民支持抗爭，現在好像不太划算。
「暴力」並非一個客觀的概念
而從行動的信念來看，「非暴力」支持者之所以認為「非暴力」能爭取道德高地，乃是出於一種假設──「非暴力是道德的／暴力是不道德的」。筆者認為，對於「暴力」的意義是有著社會建構的意味，「暴力」的定性牽涉及處境。在某些處境之中，「暴力」並非不道德，例如在家庭中發生的種種「肢體暴力」，就像老豆拎藤條打衰仔，有時就會扣上「嚴父出孝子」的美好意義，往往都被賦予合乎道德的評價。由此可見，暴力並非必然的是不道德的，重點在於「處境」。
而至於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如何理解一個行動是「暴力」還是「非暴力」，這其實與當事人的社會背景亦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社會的結構經常主導了我們如何去量度「暴力」行為的發生以及我們的行動決定，舉個例子，男打女、女打男，因為性別的問題，當中兩者所含有的暴力意義就已經非常不同，男打女，旁人會很快上前伸出援手，女打男，卻只會隔岸觀火(看片)。而至於當社會結構、社會角色與個人的政治立場結合，則更使得事情複雜。筆者舉個例子，就以「家長」為例，雨傘運動的時候，家長可以因為警察施暴而走上前線保護學生，但同一時間，也會有家長為警察吶喊助威，支持警察代為向這些青少年好好「授課」。即使你將再多的「非暴力」證據，例如示威者舉起雙手但仍遭警察毆打的照片，交給他們看，他們可能只會回應一句「抵死，鬼叫佢地出街，乖乖地留係屋企溫書咪冇事囉」。「家長」的角色與政治立場重疊，互相鞏固，這根本不是一張「雙手舉起不作反抗」的照片可以拆解。由此，「非暴力」支持者對於「暴力」的理解其實不足，有時甚至起了作繭自綁的反效果，被警察打了但又無助感召對方，例如家人。
擁抱不同的抗爭路線，相輔相成
而從現實條件的考慮出發，筆者認同教授，認為香港現時並沒有條件進行武裝革命，而武裝革命也不太可能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不過，筆者感到好奇，在最初最初，教授向公眾提出「佔領中環」的時候，支持的人數亦不多，但教授憑藉堅持與毅力，不斷宣傳及游說，最終改變了社會大眾對於「佔領」一事的態度。「佔中」的發生，正是教授這一番努力，創造出合適它成長的土壤，而非原來就有。由於筆者亦堅信「暴力」含有極強的社會建構意味，因此也認為公眾對於「暴力」的理解，也自當有改變的可能。
最後，筆者雖似不斷質疑「非暴力」的抗爭路線，但筆者可以肯肯定的說，即使當下，「非暴力」仍絕對有其意義與價值，甚至可以說是必須的。尤其當抗爭者來自五湖四海，各人所能負擔的政治成本、法律成本都有所不同，「非暴力」的路線仍有必要去提供一個平台吸納好一些抗爭者，以讓他們能繼續支持運動。所以，筆者想指出的，是當下我們既需要「非暴力」的抗爭者，也需要「非暴力」以外路線的抗爭者。而所謂以外，我們也不需要即時聯想到「暴力抗爭」，筆者在自己上一篇文章中有提及到，「暴力」並不應該是二元對立(暴力VS非暴力)的概念，暴力亦有其光譜，疏粗地可分成「淺暴力」及「深暴力」。撫心自問，筆者暫且不能認同「深暴力」的行為，但至於「淺暴力」，筆者則認為可以為行動者劃一條「最低武力」的道德界線來予以肯定。筆者認為，面對時下局面，「非暴力」的抗爭者更不應該排斥「淺暴力」的抗爭路線。如果繼續以「一刀切」的方式評論所有涉及「暴力」行徑的抗爭者，這只會把「淺暴力」的抗爭者推向「深暴力」的行徑，起了火上加油之效(標籤效應)。相反，及早認同「淺暴力」的抗爭者，並就「淺暴力」的界線作出討論，這更有助為「淺暴力」的抗爭者劃上一條道德底線，起了枷鎖的作用，有助防止他們走向更極端的行為。
在當下這個不確定的年代，筆者相信沒有一條路線能夠明確地指引抗爭運動走向成功，因此在堅持自己的路線的同時，亦不需要排斥其他路線的同路人(筆者自身也非常認同教授最近提出的「雷動計劃」)。筆者認為，此刻我們需要為抗爭者鬆綁，同時也要為自己鬆綁，不要再糾纏於暴力就是不道德的魔咒。況且，這個魔咒真的存在嗎？還是我們自己心裡有鬼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