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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司律

踢住對拖,由你開拖,有理還拖的町人庶民。對食,有難以滿足的肚皮,對書,有難以專一的好奇。 網誌

回應〈朝貢體系下的本土定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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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二旺角衝突,顯示了社會氛圍已推至更為緊張的水平,政府管治失能、以鬥爭為綱,北京的強硬路線、強行融合等等,導致社會問題無從解決。市民對政府的厭惡情緒,已經去到無法不正面處理的階段。

早前區諾軒曾在《明報》撰文〈朝貢體系下的本土定位〉(上篇刊1月29日,下篇刊2月12日),指出維護「香港的世界性」是香港的方向,如果一國兩制不足以達到這一目標,我們才有基礎提出新的兩制論。誠然,區諾軒以朝貢體系為題,點出了現時一國兩制的實踐,並不是現代政治關係的基本尊重,而是朝廷與藩屬間地位懸殊的服從關係。不過,另一方面,朝貢體系中宗主國雖享有政治權威,實質卻以間接羈縻為主,並非直接介入藩屬國內政,後者更從朝貢經濟中的大量賞賜而得以獲利。

不能抽空經濟和社會政策的自治面向

很顯然,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關係,絕對與朝貢的經濟條件不同。過往的經驗,已經突顯了幾點:第一,香港愈來愈依靠大陸,而失去自己的經濟自主定位;第二,由於產業政策配合北方,在國家計劃下有如「仰望天恩」以坐大,其他行業提供的經濟和就業空間可以預期是會被不斷削弱,造成產業失衡;第三,當大陸成為重要的資本主義體,將持續地通過開發資源與環境,破壞居民(特別是中下階層)的生活。

承接〈朝貢〉文中所引述,指一國兩制是將1980年代香港的經濟社會環境「急凍」,延續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政府財政量入為出,採用低稅制的原則;區諾軒點出「維繫資本主義的配件往往和大陸立場衝突」。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放任的方向,卻為中港兩地政府所利用,使得政府迴避建立一個健全社會安全體制、迴避維持市場秩序的責任。北京當初招攬財閥以助改革開放,而利益集團至今依然依託北京庇蔭,更是藉此再把持小圈子選舉和功能組別等制度毒瘤。

故此,當區諾軒提出「復辟一國兩制自治,恐怕無法解決『深層次矛盾』,『急凍』的舊香港模式亦無法適應今天的政治社會訴求」,這顯然代表泛民主派過往的社會民生改革訴求,與現時有關自治前途的討論,其實有着共同基礎。當黃之鋒提出公投決定前途的問題,就不能單單聚焦於政治操作,更包括對經濟和社會自主的內容。一個經濟被融合、市民生活沒有保障的社會,是沒有基礎去貫徹兩制自治。

務實而超越舊有一國兩制的自治想像

而區在〈朝貢〉一文提到,以往民主派是「支持一國兩制、認同《基本法》和中國憲法為基礎爭取民主,到了後佔運年代……中共硬把基本法套以8.31框架,連溫和民主派人士也不會說承認基本法」,政治上,正是切中北京與香港的關係,是一面倒的打壓與服從的關係,北京不單單希望凍結殖民地年代的經濟和社會框架,更是憑藉中央的憲制位階,收窄自治空間,封殺民主前路。因此,沒有真正自治,民主也就遙不可及。

我們可以觀察蘇格蘭、法羅群島和格陵蘭、荷蘭加勒比區的狀况,全國政府與自治實體之間,表現相對務實;一個國家中,兩個部分間的關係絕非一成不變,蘇格蘭在公投後與英國政府磋商下放更多自治權;2005年,丹麥政府與法羅群島政府重構雙方關係為「平等」的伙伴;2010年荷屬安地列斯解體,部分島嶼成為與荷蘭本土對等平行的構成國,其他島嶼則改為荷蘭加勒比區的地方政府。可見,兩地建立合理的關係,因應之道是磋商共識、不斷修改,而不是凍結,又或者是單方面硬套框架,強迫自治政府接受。

不論是達到民主和自治的目標,抑或是進行經濟和社會的改革,提出一個新的兩制框架已是泛民主派必要的工作。面對北京和親政府陣營削弱「兩制」傾斜「一國」的主張,面對本土組織的傾向分離政治想像,提出一個對等尊重、配合香港需要、經互動並形成共識的新兩制框架,已是取信香港人,並對未來交代的重要工作。

本文原刊於香港《明報》,感謝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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