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父之名》
上周《明報》「星期日生活達人」訪問了香港暴動史研究專家張家偉，在在提醒我們認識歷史很重要，而歷史同時又諷刺地重複，未因時代進步而有深刻反思——前車可鑑——高官公僕口裏說，身體卻不誠實。打打打，揮警棍開槍，血浴鏡頭下，指摘誰是暴力，未有檢討源頭便把事件定性。回看兩部愛爾蘭電影，真人真事，直視執法人員對反對者濫權私刑，或許給當下一點啟示。
近年香港警察對示威者以至傳媒工作者的濫權行為，又以不誠實使用電腦、非法集會、破壞公共秩序等罪名拘捕涉嫌參與社會運動人士。警方雖說行動與政治無關，然而，執法者是公權力一部分，使出尚方寶劍，合法地以武力對付示威者，是否真的合法合理？而冤獄，很多時跟政治有關，七十年代，北愛爾蘭的著名冤獄事件基爾福四人案（Guildford Four），就是一例。英國導演Jim Sheridan改編成電影《因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藉政治逼害扯到國族情仇、司法不公，以及深刻父子情。
生於愛爾蘭的Gerry Conlon終日無所事事，名副其實「廢青」。可是，處於英國和北愛共軍交鋒之時，他反叛的行為迫使父親Giuseppe Conlon送他往倫敦，與同伴流浪過活，有入屋偷竊案底，剛巧當地發生酒吧大爆炸案，愛爾蘭人Conlon與另外三人被英警誣陷為放炸彈兇手，英警嚴刑逼供下，他們認罪，警方更威迫鑑證專家來誣告其父和舅母一家，眾人鋃鐺入獄，可見英警漠視法治，為交代事情，枉法無所不用其極。
對非我族類 司法制度公平？
尤其深刻是普通市民百分百相信司法制度，以為它是市民的救命草，但慘遭失職的英警誣陷，皆因他是「仇家」愛爾蘭人？貧窮？便能哽下這隻「死貓」？Conlon說：「我簽字時，自信日後能翻供，相信警方無法拿它來將我定罪，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拱手送走我15年的自由。」英警為盡快結案而屈枉犯人，可見英警非理性盲目對反對派非我族類的偏見，司法制度沒有彰顯應有的公平。就此冤獄，前英國首相貝理雅對被誤判入獄的當事人，發表公開聲明致歉。
導演細緻刻劃這段父子關係，在不見天日的囚室，透現微光，政治犯的家人身受其害，尤其做父親更不能獨善其身。父親判囚十二年，期間不斷上訴，可惜老父等不到尋冤得雪，在囚六年病逝。上訴得直那天，Conlon已經坐了15年冤獄。他出獄後患上抑鬱症，幾年前癌病逝世。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演活了Conlon，他所經歷的、所看見的，都在試探人性的本質，導演藉冤案反思人民抗爭的歷史，以大見小；亂世裏，抱懷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對社會的期望落空，看似反叛仍關懷身邊的人，對父親報喜不報憂，口袋僅餘幾塊錢也分給露宿者。
《大絕食》
北愛英雄 獄中絕食
暴力政權從未消失於人類歷史之中，只有周而復始出現，關於以身體對抗政治暴力，近代犧牲人數最多、最激烈的絕食抗議，便是1981年愛爾蘭共和軍成員（IRA）在獄中的運動（1981 Irish hunger strike）被英國政府囚押的IRA成員，一一遭受獄警濫用私刑，為對抗執法者濫權，為爭取獄中公平的待遇，數十名IRA囚犯發起抗議活動。
當中核心人物、IRA指揮官Bobby Sands獄中絕食身亡一事，更觸發起愛爾蘭一連串抗爭運動。事隔多年，2008年事件被拍成電影《大絕食》（Hunger），米高法斯賓達（Michael Fassbender）飾演北愛爾蘭「英雄」Bobby Sands，他為演戲「絕食」，瘦到得棚骨，此角為他帶來多個電影獎。Bobby Sands長達66日絕食期間，在監獄醫院吐血，器官衰竭而死。
電影以微距角度觀察大事件，英國導演史提夫麥昆（Steve McQueen）用近距鏡頭，毛氈抗議掀開抗爭第一波，IRA成員拒穿囚服，有打赤膊，也有用囚室毛氈改成衣服。並以穢物示威，拒絕日常清洗，並在囚室牆上塗滿排泄物。電影開段，年輕IRA犯人不穿囚衣，走進囚室，四周佈滿污垢，同房也是赤膊，被判12年；他則被判6年。兩人無語也深知乃同一陣線。
年輕犯人受政治逼害成為犧牲者，愛爾蘭人不忿被英國人管治，他們扭盡六壬抗議，絕境中堅守原則，Bobby Sands身先士卒，導演麥昆精巧地呈現人的生存狀態，不止反對者的生命，也有執法公僕的矛盾。片開始，囚警起把雙手浸在洗手盆，緊握拳頭又放開，手痛，顯然有毛病，回到工作的囚室，同僚用鉸剪剪掉Sands的長髮，獄警用掃把大力洗擦他的身體，出拳擊向他的臉，雙手沾血，腫痛起來，獄警雙手浸入洗手盆，紅腫雙手的大特寫鏡頭呼應開首，以殘害他人的身體來報復。臉部和肢體的動作來帶領鏡頭，並主導場面調度，殘害身體也是最直接和奏效的手段。麥昆的電影語言和美學低調不渲染，觀者所見的暴力，微近又極安靜，例如景深很長很深的空鏡下，陰暗冰冷長長的囚室走廊予人恐懼和可怕的聯想。Sands與神父Dominic Moran那段對話，長達20分鐘的長鏡頭，各自表述。人性，超越精神肉體。長鏡頭以外，沒太多對白，囚室非人性的聲音顯得更喧鬧。
事實上，Bobby Sands在絕食運動期間當選為下院議員，引起國際輿論關注。前教宗約翰保祿二世的私人特使John Magee試圖與Bobby談判，盼他結束絕食。到了第二波絕食，時任英揆戴卓爾夫人政府的立場依舊沒有動搖，Bobby的死激起北愛的暴動。近10萬人出席其葬禮，進一步激發愛爾蘭民族主義。
毆打政治犯「最低限度」武力？
以自我表述片段來建構當時兩群人——執法者與反抗者的集體意志。在執法同僚集體心態下，或許有人不想參與朋比為奸的毆打，避免雙手沾血，有一幕，導演精妙的場面調度——左面是囚警狂毆IRA囚犯，防暴隊敲打盾牌，發出巨響借以掩蓋囚犯嚎叫；右面一牆之隔，是一名恐懼參與施暴的囚警，抱頭盔痛哭，囚犯慘叫聲混合防暴隊製造的嘈音，整個畫面令人心寒，這囚警成為「沉默的幫兇」，在司法制度保障執法人員使用武力來制服反抗者，要知道公權力有多大，在當時英國和現在的香港都有不一樣的界定，什麼是「最低限度」武力？界線誰定？最糟的狀，是公權力制度淪為官治者的「武器」，用來打壓所有公民抗命的行為。
如果墜落有高度，那些同流者又會否有天跌到粉身碎骨？再審視歷史，直視受害人被執法人員虐待、更被不公平的司法制度所殘害，人權尊嚴徹底被奪走。人們又有否覺醒？
兩位導演沒有把大事件拍得廉價，不淪為草草消費的藉口。拍電影是一種恩惠，對藝術家而言，通過創造作品，以對抗恐懼與焦慮，這是最強大的特權。而電影這門藝術，較廣泛和入屋地將歷史再現，提醒我們，不要重蹈覆徹，不至當醜惡事情的幫兇。
原文刊在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