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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熹

中大文化研究學生。文字愛好者。活在荒謬世界的人。 網誌

教育

我們都是學生自殺的共犯——再思教育體制的失敗者文化

我們都是學生自殺的共犯——再思教育體制的失敗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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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之內七名學子因為不同原因相繼輕生,加上接連發生學子因學業壓力而選擇了結生命,一時引起都市的各種凝視,彷彿隨著天氣急變,某種現實如冷鋒的鋒芒般刺激著思緒。但倒藉得懷疑,這股冷鋒,到底一直潛伏、蘊釀了多久,才以一種新聞再現的方法映在我們面前?(按統計,每日平均有一至兩名長者自殺,你又可曾關注?)筆者所指的,是這些那些學業壓力並不是突然其來,而是有根有據,並且是潛藏而久,卻鮮有討論再思的機會。它們的根源,正是千瘡百孔的香港教育體制。

要追究學生自殺的兇手,倒是很容易就能說出是社會文化、教育體制的問題,包括填鴨式教育、對升學以及學位的盲目追求……等等。是的,這些問題我們在通識課上,或是朋輩的討論之間,倒是討論了很多。但矛盾的是,我們一邊抨擊自己身處的體制,一邊走上試場應考文憑試,然後升上大學,一切就拋諸腦後。而體制的合理性,彷彿在我們之間默默地得到了確認,成王敗寇,失敗的人就只能承受。要數令學生自殺的共犯,恐怕少不得一直默不作聲的我們。

香港教育體制生產了「失敗者」

筆者現正就讀副學士二年級,身邊的同學,包括自己在內,都是文憑試成績不盡如意的學生,換言之,我們「失敗」了。而所謂副學士,也就可以理解成「第二次機會」。令筆者感到奇妙的是,我其實是修讀新聞學的副學士課程,那麼同學們也該對成為記者感興趣才會入讀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當講師問誰在未來會入職做記者時,卻鮮有同學舉手,言談間竟發現,不少人是不知道到該讀些什麼,或是其實對新聞沒有很大的期許。

然後,二年級的同學則當然會談論升學的打算,悲情的是,可以繼續升讀學士課程的其實只佔很少數(唉,這是殺人的事實),餘下來的,面前就只有成為社會人或是讀Top-up的選項。可是,鮮有同學會選擇前者,更多是覺得「洗濕了頭」,與其讀兩年Asso半天吊,倒不如繼續讀書。

歸納前文,筆者發現了兩個問題:其一,學生不知道要讀些什麼;其二,對升學神話的盲目追求。前者大抵是一個老問題,正如筆者在中學選科時根本不知道該選些什麼一樣。而後者,則是一個更可怕的問題,因為它直接令教育體制變得虛空,結果學子(只)為求升學,紛紛投身一場死亡遊戲,所以一切都變得虛空。

填鴨式教育,換句話說,就是考試導向的教育,教授的不外乎考試需知,結果學生在學習的過程裡,其實並沒有得到些什麼,遑論培養自己的興趣以致就業想像。中學初中三年學生倒是把各種學科都讀過了,像筆者般在理科上嘗盡各種低分的,就注定成為一個文科人,反之亦然。可是,高中三年所學,又是否足夠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抑或,再三年的考試導向教育,結果只是成就了一個又一個的考試機械,要麼升上大學再尋覓理想,要麼升不上就投身恆河裡?筆者倒是幸運,中學時經歷反國教,確立自己在升讀上的願景。然而,更多的是找不到方向,卻要迫著一起追逐「大學」的可憐人。幾年光陰,白白浪費。
多少時間金錢盡花費在社會對自身的期望裡。

推而廣之,當文憑試成為唯一的遊戲,而非對未來的想像時,很自然就建構了學生的「成功與失敗」。成功者,大抵是文憑試有足夠的分數,考得上大學,然後就是後話了;失敗者,誠如筆者之先所言,則是公開試不盡人意,結果要繼續追趕「大學夢」的芸芸學子。所謂失敗,承於從前的教育根本並非以未來想像為主導,那麼,要定義個人的價值,則當然「一試定生死」。筆者倒希望打一個大膽假設,到底一個文憑試成績不佳的學生,是否代表其工作表現應當受到懷疑?到底「讀多幾年」,是否必然代表相比中六畢業為佳?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正常的體制,大抵不會把學子迫上追趕「沙紙」之路。如此荒謬的教育體制,除了生產「成功者」與「失敗者」之外,別無其他。而這樣那樣的一班失敗者,卻在主流論述裡消失。

「失敗者」的伸延:誰才是學生運動的主體?

前文所謂「在主流論述裡消失」,除了是指這班「失敗者」鮮有被社會所關注之外,更是指涉他們在學生運動裡同樣被忽視的現象。學生運動大抵始於學民思潮領頭的反國教運動,正如組織的名字所言,學生走上街頭、學生作為公民的說法也開始植根,一直連綿到雨傘運動的雙學,則把學生的主體擴展到大學裡。而「學生」之美名,一時就被浪漫化了起來,而且甚具威力。然而,這樣浪漫化的「學生」形象,倒是建基於社會對升讀系統的崇拜。

所謂浪漫化,是指「學生」形象一時成為一種美好的想像,或一種廣受認同的符號。在那麼的一段時間裡,打著「學生」旗號又的確有著魔法般的力量。然而,「學生」是怎樣生產的?人們所推崇的「學生」形象,到底又是指哪一類學生?如果重新回到「成功與失敗」的脈絡,也許不難發現,「學生」形象有時與「成功者」有著某種奇異的重疊——對學生存在美好想像的同時,也是在建構對於現狀的美好想像;在製造浪漫化的學生形象時,也就不自覺地合理化升讀系統。而背後的教育體制問題,彷彿被一塊遮醜布所遮蓋。體制之後的一班「失敗者」(包括成為社會人的、或繼續進行升讀遊戲的),則更加被主流論述邊緣化,更切身的問題似乎無法在學生運動中得到呈現。

筆者相信體制並不是內在固有的,而是透過我們默默的參與,進而得到認可的。觀乎當下的教育體制,千瘡百孔無疑在文憑試(或一整個教育文化)中顯然的呈現,可是在另一邊廂,學生運動的論述權則持續地被「成功者」所壟斷,結果一些內在的結構性問題無法在運動中浮現,恰如副學士的議題亦從來未有得到適如其分的關注(這也不難怪,畢竟副學士沒有空閒為自己充權)。當我們不斷地進行這個文憑試,而又不在體制內再思並反抗,恐怕體制只會進一步得到鞏固。當然,筆者並非要因成功之名而冠以彌天大罪,但倘若跟我們活在同一個體制下的「成功者」可以低頭一看,也許就會看見成就學生之美名的,是腳下一具又一具的腐臭屍體。而筆者亦敢斷言,文憑試以至香港教育體制,壓根兒就是一場死亡遊戲。

誰才是學生運動的主體?論運動中的權力的話,大學生無疑是佔了相對一大部分的量。然而其實,更多的是無法升上大學、朦朧地被社會吸納的芸芸學子。而運動的主體,本該是這班無權勢者。近年學生運動的確走到一個頂峰,而也許是走得太遠,反倒一些內在的問題卻沒有受到關注。如果接連發生的學生自殺事件是社會上一個駐足思考的停頓,身為學生的我們更應該再思在我們之間的弱勢到底是誰。

後記:教育改革,顛覆失敗者文化

香港的教育體制其實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議題,它不只是一個政策問題,不只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更加是一個文化問題,當中涉足不少我們應許的價值觀。相對地,它需要的顛覆程度亦更大。最近接連發生學生自殺事件,不管它是不是一種新聞再現的假象,心裡仍然是不忍的難受。然而如果是因為過去我們未有阻止體制的鞏固,而導致教育文化走到今日般的亂世,受苦的竟然是那麼小的後輩,這又教人尤其痛心。實在沒有一個學子,沒有一個失敗者再要因著學業壓力走上絕路了,教育改革在當下而言(恰如TSA的問題),是刻不容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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