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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限富扶貧——富裕中的貧乏(新編)》、《資本主義不是甚麼》、《告别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等書 網誌

政經

在希望匱乏的社會鼓吹希望意味什麼?——評教育局對學生自殺的回應

在希望匱乏的社會鼓吹希望意味什麼?——評教育局對學生自殺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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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學生接連自殺的壓力,教育局於3月10日召開會議,與部分教育團體商討對策。會後局長強調,需鼓勵學生的「正面思維」,提高其「抗逆能力」,使他們「對未來有希望」。

因循矛盾的5項措施

教育局提出的5項措施,包括(1)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分析學生自殺成因;(2)舉辦到校講座及(3)5場分區研討會,為教師、家長提供預防及應對學生自殺危機的資訊;(4)於教育局內成立由心理學家與輔導人員等組成的團隊,並(5)印製識別有情緒問題學生的「資訊小錦囊」。

這些其實都並不是什麼新的舉措。類似的講座、研討會過去亦間有舉行,依據的大概也是由心理學家與輔導人員製作的資訊,包括前教育署於1997年出版並派發給全港中小學的「預防及處理學童自殺問題輔導教材套」、2005年教育局編輯的《學校危機處理電子書》和2011年發布的《學校處理學生自殺電子書:及早識別、介入和善後》。而這些「支援」工作,建基的正是以往的「研究分析」,包括對學生自殺成因的一些既有結論,例如認為他們「抗逆能力」、「正面思維」不足。

有點矛盾的是,如果這些過去存在的結論和向學校和教師發放的處理學生自殺問題資訊真的有效,大概也不會出現今天的危機。而如果教育局真的期望能夠從建議中的專責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找出過去的結論所忽略的問題,那麼在新的研究結果仍未得出之前,就急忙推出其他4項以往沿用(或因循?)的措施,除了告訴公眾「當局很重視問題,並正在做點什麽外」,又如何有助解決師生家長面對的困難和危機?

在希望匱乏年代 「正面思維」未必正面

學生自殺的成因自然複雜,每個案例也不會盡然相同。要避免簡化及一概而論,開放、仔細和系統的研究,自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然而,當局在全面的研究還未開展之前,就定下了促進學生「正面思維」、增強其「抗逆能力」、鼓勵他們「對未來有希望」的主調,這是很值得商榷的。

我在過去的一些文章指出,通識科中的學生獨立專題探究,結論先於研究的情况比比皆是,窒礙了真正探究的開展。不幸的是,負責制訂政策的教育局似乎也好不了多少。如果促進「正面思維」、增強「抗逆能力」、鼓勵「對未來有希望」已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向,那麼「學生自殺成因」大概也呼之欲出——不就是學生缺乏「正面思維」、「抗逆能力」和「對未來沒有希望」?那麼當局還期待專責委員會做出怎樣的自殺成因分析?

真正的探究應是開放的,有時甚至需要質疑並修正研究的前設。學生真的是因為缺乏「正面思維」、「抗逆能力」、「對未來沒有希望」而傾向自殺?還是因為在希望匱乏的社會環境中,難以承受鋪天蓋地的「正面思維」、「抗逆能力」的忠告?或被反複鼓勵須對未來有希望而帶來巨大的壓力?

人類學者Ghassan Hage指出,當代兩極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催生了3種「希望的匱乏」(scarcity of hope)。第一是希望的分配不均,對於無權缺錢沒資源乏機會的社群,例如愈來愈多的本地青少年,「希望」變得愈來愈奢侈;第二是希望的窄化,只有「向上流動」才值得鼓勵,「向下流動」、「向左流動」、「向右流動」完全在想像之外,更遑論與「向上流動」平起平坐;第三是欲望的不斷延後,例如「等考入大學/找到好工/買了房子/換了豪宅/兒女長大並考入大學/找到好工/買了房子/換了豪宅後……才……」,也就是製造一種永遠推遲實現,或等同無法達至的「希望」。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下,鼓勵或要求我們的學生「對未來有希望」,倡導「正面思維」,究竟意味什麼?而當「抗逆能力」成為個體必須肩負的責任時,又將產生怎樣的不經意效果?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快樂」和「完美」

當代一些精神分析學者指出,現代人壓力的主要來源,並非是面對逆境和失敗而對未來不抱任何希望;而是「有機會成功」或「得到快樂」的許諾所帶來的焦慮,尤其在希望匱乏的社會條件下。因為,如果一開始就知道逆境和失敗是難以避免,甚至對未來不抱太大的希望——包括不切實際、好高騖遠的期待,那麼活於當下、面對逆境的朋友,並不必然會產生焦慮、陷入絕望,也可以隨遇而安、坦然自處。

相反,當面對逆境時被教導必須「對未來有希望」、「正向思維」,認為只要不斷努力,就「有機會成功」,就能夠得到「快樂」,但碰上的現實卻是:每年只有20%中學畢業生能獲大學取錄,絕大部分大學畢業生難以置業,家長教師學生齊反對但當局仍保留TSA(全港性系統評估),民運爭取了30多年學生民眾佔領抗議70多天也無法改變8.31決定,個體總會久不久遭遇莫名的沮喪或憂傷——特別是在這個荒謬的年代。這樣的反差,大抵才是焦慮和壓力的來源,尤其是當獲得「成功」和「快樂」成為了個體的一種責任。循這思路,對學生自殺成因的分析探究,不一定先驗地接受如下的假設:自殺源於學生碰到了(也許是無可避免、個體無法完全左右的)「失敗」或「逆境」,在缺乏「抗逆能力」的質素下走上不歸路。亦可開放地檢視另一相反的猜想:催逼學生走上輕生之路的,正是那種不容忍任何「負面」情緒的「正面思維」,以及其所支撐的自我與人生規劃,在希望匱乏的社會條件下,為個體帶來生命中難以承受的「希望」、「快樂」和「完美」等責任。

近年一些著名大學的學生自殺數字的上升,或可為上述的猜想提供初步的證據。例如,台灣的《天下雜誌》報道,美國的賓州大學(U. Penn)、杜蘭(Tulane)大學、康乃爾(Cornell)大學、紐約大學(NYU)都時有學生自殺,而「過去10年,MIT(麻省理工學院)平均每10萬名學生中,有10.2人自殺。而光看過去5年,每10萬人就有12.5人自殺,幾乎是全美大學平均的一倍」。

雜誌又引述賓州大學的一名學生的說話:「沒人願意在別人面前顯露自己掙扎的窘况,尤其看到大家的表現都很優秀,只能努力掩飾,裝作一切都很好,而不願誠實面對自己的心態,正是造成自己焦慮和憂鬱的源頭。」

重思「自我」

倡導「正面思維」、「抗逆能力」,不容許「負面」情緒,認為只要努力,總能克服困難、尋取希望、獲得快樂,建基的除了是認為不應把個人的成敗苦樂歸咎於社會環境,而應完全由個體肩負的習見外,還包括存在一種完整而獨立的「自我」的假設。

然而,當代的精神分析指出,完整獨立的「自我」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鏡像(或別人眼中)的「完美」倒影,或是由語言世界建構的「文明」個體,又或是四分五裂、難以捉摸的欲望載體。換句話說,現代社會的所謂「自我」,其實更多只是在回應他人的要求和期望,或是按照各種「文明」話語——例如「正向思維」、「生涯規劃」、「自我發展」——而不斷變身;而無以名之的「自我」,卻往往會像《寂寞難耐》歌詞般「總是平白無故的難過起來」,又或出現周星馳在《功夫》所說的「我癲起上嚟,連我自己都驚」的狀况。因此,嘗試追求完整而獨立的「自我」發展,除了注定緣木求魚,更同時帶來不必要的壓力,一種源自追逐那永遠無法達至的「完整連貫」的「自我」所帶來的壓力。

在希望匱乏的社會環境下,仍被無時無刻提醒缺乏愉快樂觀心境完全是個人心理素質的問題,或被鼓勵遭遇逆境時要「加把勁」、「迎難」則必須「而上」,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不僅容易疲憊,產生焦慮憂鬱也絕不令人驚訝。

這並不表示我們在分析學生自殺成因時,需要完全排拒「正面思維」、「抗逆能力」等假設。一個真正開放的研究,應容納不同的猜想,包括引入新的視角,嘗試看看廣大社會對不同情緒的容納與接受,減輕點無法完全由個體主觀意志控制的情感、身體和行動結果而背負的責任重擔,是否也有助回應學生以生命向我們發出的提問。

參考資料和延伸閱讀:

Ahmed, Sara(2010),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Zournazi, Mary(2002):" 'On the Side of Life'——Joy and the Capacity of being ——Conversation with Ghassan Hage", Hope——New Philosophies for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p.122-171.

原文刊在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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