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新近準備成立的青年政黨，強調帶來新氣氛、新的抗爭路線；我們彷彿看到有更大的政治力量，承接上年傘兵組織的聲勢，突破香港政治以往的困局，然而，究竟政治口號、政治議程上的『新』、『革新』，會如何面對幾十年以來既有的局面？
半年前寫過另一篇文章《忠誠的反對派》，時值大陸官員開口表示，希望香港的泛民主派能夠做『忠誠的反對派』。某程度上，『忠誠的反對派』並不只是某某官員今時今日放口風，而是北京政府長年累月對香港民主黨派的企盼。在八九六四前，北京政府以懷柔政策對香港社會，希望塑造開明形象，並且允諾香港能有高度自治。這意味着香港有可能出現反對陣營，既然北京以開明為表子，而共黨的裏子，卻不離權力操控為實，那麼一個忠誠的反對陣營，就合符北京維持開明形象和實質操控的目標。
制度積病 不是單憑『舊去新來』就可解決
而民主黨派，本身希望循諮詢架構、再成為議會民主化下的反對派、再隨着政權民主化而成為執政夥伴，再去到終極執政。當然，這一切都因為八九六四，而成為幻影。從一九八九年喊出『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北京就沒有可能視一個撼動自身政權的反對陣營，當作合作夥伴，自然也沒有甚麼執政的可能。北京在香港的政制安排上，設立的是一個私人提案嚴重受限、不能倒閣、而且功能組別分組的立法機關；配合一個行政主導的特首，而這個特首不能是政黨中人。實際上是全方位地封殺政黨在議會和政府可發揮的角色。
換言之，香港的反對陣營即使獲選為代議士，權力必定受限，在一個半民主議會內，也不能形成多數；而且不只是反對陣營無權組閣，問鼎執政權力，而且支持政府的陣營，也不能成為特首，而到目前為止，保王黨分享權力的方式，都只是與一個北京欽點的非政黨特首提攜，再加上特首組織、三任特首以來仍為官僚作主體的執政內閣。要突破這個對北京有利的架構，不是『舊人退場新人上台』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沒有執政機會 只成為初階的民怨抒發渠道
在當今世上的先進國家，我們經已很難找到一些混合半民主議會、不民主政府的例子（要麼是明明白白的君主專制或一黨專制的國家，要麼就像新加坡那種維持民主政制的表面）。倒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半民主君主制國家，才會有不能執政的政黨、政府向議會空頭問責、政府以外另有終極的權力中心；譬如一戰前的德意志帝國，帝國憲法規定，內閣總理由皇帝任免，向皇帝而不對議會負責，此為官僚內閣制的典型，以及大正民主前的日本明治政體，藩閥向天皇推薦首相，表明不受政黨政治左右。
當然，我無意做詳細的制度分析，譬如比較半民主議會成份，又或者有無倒閣權等細節比較。我希望重點放在概略的歷史觀察，會發現一些很類似的政治運作。這個由鐵血宰相俾斯麥創制的帝國體系，宮廷派系和公職者位處議會之上，毋須為其決定失誤下台，充份地掌握權力；而議會面對政府政策，只能被動接受或嘗試否決，令議會只能成為政府的敵對勢力，議會固之然能傳達選民的不滿，但無法介入政治方案的設計。
在帝國被推翻和一次大戰結束的1918年，社會學家韋伯批評德國過往這種議會和政府制度，認為議會採取的是暗地附和的方式（或許是因為半民主制度的侷限？），擁護宮廷所能接受的政策，使各政黨發展出一種『無為的意志』，社民黨的領導人也無法突破『圈禁的存活』死拖拉活下去。他點出老一輩自由派領導人之所以被俾斯麥體制打敗，是因為政府拒絕給予人民權益，而用實際利益去取得國民的支持，又或煽動民眾對革命搞事的害怕，則取得中產階級的順從。
而置換香港的背景，豈不是親北京派系和官僚系統出身的官員掌握權力，毋須問責？反對陣營陷於被動，議會空間只能傳達不滿，而政權封閉，令再多的理想、主張、政見都沒有實踐的渠道，為市民所見；此消彼長下，政府利用『煽動恐懼』以及『政策派糖』去取得希望繁榮安定的市民的支持，迴避還政於民。今時今日，制度中的空間照舊侷促，新政黨提出新政治口號，回應說要提出新模式，結合制度內外的政治力量，究竟是成功對準制度內的問題，有信心能夠解決，定抑或只是耗用民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