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戲，《踏血尋梅》的政治遠比《十年》進步而細膩，《踏血尋梅》輸在政治能量，看《十年》的遍地社區放映，在重重打壓下開花，一齣電影如何勝過一場鬥爭？
好吧回到戲內，不少爭拗流於政治vs技巧，其實《踏血尋梅》的政治訊息進步多了。中港矛盾沒有簡化為中共敵人vs香港人受害者，翁導選擇了一個新移民受害者及一個劏房兇手作為主角，故事的重點不在於狹窄的身份決定論，而是踏血過程中，問社會為什麼，我們跟隨尋梅，看草根的迂迴轉折，新移民不一定就貪心同樣不一定刻苦的片面標籤，佳梅母親就是一個極立體的人物，想為女兒留一雙耳環，後來不得不送回別人，難過卻又摑了女兒一巴掌，愛恨低迴。
對於死者與受害人，郭富城的追尋是人性的，社會的悲劇本來就是複雜而共業的。
《十年》誠然也有深切的反問，譬如《冬蟬》對於自己、對於社會的對話與封閉，低壓而沉靜，男主角不得不把自己也弄成標本，作為最後的作業，以此走向未來，十年是冷酷而悲傷的。
可是《十年》畢竟來不及好好敍述與消化，充斥太多樣板與恐共，恐共的結果就是戲中對中共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容易為時已晚地成為現實的反擊手段，繁體字和廣東話不應被消滅，但是簡體字和普通話，以致內地人和新移民也僅僅因為存在就值得備受歧視與被消滅嗎？
春夏獲獎，僅有兩句廣東話致謝語也成為網媒的副題，延伸出港蝗言論的留言。
如果我們關心政治，政治的內涵或許才是最重要的，最佳電影該讓一場運動勝出，還是運動的內涵其實更為重要？或許這場最佳電影的爭拗，就是追尋香港未來十年何去何從的爭拗吧？讓簡化的敵我與中港作為鬥爭的基礎，或以政治vs技巧來標籤兩齣電影路線，這會有利香港電影發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