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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式凝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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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創傷治療:十篇之一

政治暴力創傷治療:十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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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
從來沒有聽過「政治暴力創傷」,清楚感覺到政治帶來的創傷,但卻沒有想到竟然有人會正視這種創傷,並且覺得他們需要找到治療的空間。所以就馬上報了名,就這樣過了兩天。

說是硏討工作坊,其實當然不是什麼工作坊,只是一群有心人坐下來建設了一個空間,讓大家初步踏足一個大家都不知是什麼的範疇。150人中挑選了80人參加講座,又從當中挑選了40人參加作坊,大家只是簡單介紹自己的背景,你已經可以清楚感受到太陽花運動的陰魂,和每一個人熱切期望分享自己的經歷的慾望。

分组之後,大家只是簡單介紹自己的背景,已經可以清楚感受到太陽花運動的陰魂,和每一個人期望分享自己受過傷的慾望。他們怎會想到有兩條女會把雨傘運動的經歷從香港帶過來!

文:何式凝、陳璟茵

(二)烈女楊翠和她的媽媽董方蘭

楊翠老師的故事,實在發人深省,其實,有些政治創傷是不能言說的。

楊翠是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也是是資深作家楊逵的孫女,後來才知道,她也是太陽花運動中心人物魏揚的媽媽。魏揚是清大社會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生,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黑島青)的核心幹部。

在第一場的圓桌會議,楊翠就講了一個關於她媽媽董方蘭的故事來說明有些政治創傷是不能言說的,有一些創傷表面上是「太輕」了,當事人可以連故事都說不出來。

楊媽媽在12 歲的時候,眼見爸爸董登源被人捉走。在媽媽的記憶中,就只有這一幕,有人把她爸爸帶走了!為什麼會有這些事發生,她知道的不多。她媽媽 23 歲時出嫁了,也是一個受白色恐怖創傷的家庭出生的人。他們建立了家庭、生了孩子,一直過著表面上平静的生活。誰知道楊媽媽在61 歲時、突然發病,整天覺得有人要害她。

其中一位醫生診斷她為「白色恐怖創傷後壓力症(PTSD)」,楊媽媽卻拒絕承認有病,只說是她曾墮了胎的嬰兒回來找她。大家也猜或者是因為楊爸爸的婚外情而引致情緒的問題。經過多年來的治療,大家都接受了楊媽媽是生活在兩個世界。她常喃喃自語或在跟迫害她的人說話。不過,也能在短期內回魂和與家人對話,現時的生活算是有了一種穩定。她自己和家人都覺得只好學習與這種精神分裂狀態共存。

有一些政治創傷,經歷了很多延遲,病癥才浮現出來。當事人也不能說出當時發生的事件是否與她現在的經歷有直接的關係,自己的人生也發生了很事情,引發出痛苦的心理狀態。很多事件與那一幕創傷的經歷和爸爸的消失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楊媽媽知道診斷之後,覺得這是一種白色恐怖創傷的後遺症, 表示十分懷疑,她說:「我自己算嗎?」

我算是受害者嗎?我的經歷是一種創傷嗎?我這種創傷和政治真的有關嗎?還是與墮胎有關?還是與愛情婚姻有關?我連故事都說不出來啊,我這算什麼?

更多楊媽媽的故事

(三)烈女楊翠與他的兒子魏揚

在硏討會第二天的圓桌會議, 楊翠老師再用她兒子魏揚的故事,說明社會運動組織者的政治創傷也是不能言說的,因為創傷並非單是來自國家機器和警察暴力,也是來自組織內部的矛盾與及群眾間的互相責難。而組織者的家人也無可避免的陷入各種的抑鬱與瘋狂。

楊翠說到兒子這兩年來的沉默,怎樣影響了他和爸爸以及整個家庭的關係。她看到兒子寫的「323行政院」,淚流滿面,寫了:《從「後來」說起:兒子,生日快樂》。

她知道,魏揚沒有說出來的那些痛苦,「其實有一大半不是緣自323當天,而是事件過後,被各種人、各種話語,包括所謂同志,一層一層狠狠疊覆上去的。」那些複雜的內部力量擠壓,遠遠超過國家機器「鎮暴」的力道。

她回想兒子告訴他,323是他人生最黑暗的一天。他上一秒向行動者講不會有事,但下一秒已經見證警察在打人。「這個已經超出他想像的範圍,他非常罪責,他只可能在那裡留到最後被抓。你知道,見證別人被打的罪責感嗎?
看運動的發展,要看脈絡。全社會都說323是亂衝,是暴民的運動。有關這一場運動的論述不能反抗,整個社會的論述是這樣的。」然後楊翠詳述那天如何聽到全社會在罵他-媽媽都知道街頭上的人都在罵他。

「在運動之後,我們都知道矛盾都多大;意見不同,但意見都不能講。我們最後都變成了加害者及被害者,一一離開組織。但因為他的身份,他都不能逃避,但其實他不想說話。」

魏揚一直很沉默,直到今年春節,他們長談了一夜,他才說:「媽媽我想我那時是生病了,總是憂鬱如潮,總想躲起來不見人」。爸爸就希望兒子快快完成碩士論文,不能荒廢學業。楊翠見到毅揚的論文計劃也寫了四萬多字,又能夠公開說出對323的檢討,她覺得兒子重生了,於是祝他第二次生日快樂。

「今天是你的第二個生日,我要祝你生日快樂。兩年前的今天,你以獨立自主的行動,把自己重生了一次;你是自己的母親,所以你才會如此疼痛,更何況這場陣痛,綿延長達兩年;但你也是被自己生出來的那個孩子,所以你才能為自己斷臍,成為自己的主體。」

因為內部的矛盾,組織中人,民眾和社運人士也相互成為加害者被害者。

「有人說自己的兒子是英雄,也有人說他腦殘,有人說他是暴民,也有人說他勇敢。但媽媽知道兒子不是暴民也不腦殘,不是英雄也不勇敢,他只是選擇了他認為對的地方、做他認為對的事。媽媽想見到的是兒子「沒有向傷痛投降」,用自己的力量,奮力撥開施加在他身上的各種言語暴力和情感暴力,回到他自己原初的軌道。」

楊翠的媽媽飽受精神分裂折磨,覺得自己沒有故事可說,只能跟想像中要侵害她的人對話。楊翠喜見兒子能透過敘說自己的故事,召回自己的靈魂。

這個家庭的四代人經歷着不同形式的政治創傷,讓我們看到台灣的歷史變遷,也非常榮幸能在這裡,見證這個受創家庭的復活。

後來,我從網上看到楊翠在3月23日晚間攻佔行政院剛開始,警方尚未驅離時,曾發出一封公開信,支持兒子的做法,並表示社會運動中沒有順民,但他們也絕對不是暴民。媽媽建議:如果遭遇鎮暴,「請大家手勾著手,不反抗、不回擊」展示「我們革命風範」。

政治動盪,一雙母子怎樣攜手對抗?楊翠這封信,肯定在太陽花運動歷史中非常重要的文獻,讓我們看見,政治暴力怎樣深深地影響了魏揚和他的家人,而他們又如何苦苦掙扎,勇敢的與這種政治打壓對抗。

(四)烈女彭仁郁和反課綱自殺學生林冠華

彭仁郁老師就是整個政治暴力創傷治療的發起人,她現時是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任職。她說因為看到心理工作者經常把焦點放在內在心理層面,並沒有處理「國家暴力造成的心理創傷」,所以希望推動大家了解「壓迫主體的外在社會現實」以及「創傷事件的歷史和社會面向」。一聽就覺得「好啱數」。

在硏討會這兩天,她一直在當即時傳譯,還是唯一可以做國語和法文的翻譯的工作人員,所以她真是忙到甩頭甩髻,我沒有機會跟她說什麼。她只是說了一個簡單的開場白,之後就消失在翻譯裡,真想聽聽她的點呢!反而是午餐吃便當的時候,剛巧與她的法國丈夫同桌,有機會攀談起來。他的丈夫說:「我太太的法文比我好,我其實是她的粉絲。」So sweet! 

在網上找到彭老師的資料,原來她唱歌好勁㗎,更加欣賞她!她是巴黎狄德羅大學心理病理學暨精神分析學博士,並用了12年成為法國分析空間學會認證的臨床精神分析師。所以,真的有點不明白她為什麼要請兩位法國精神分析師來做主場呢?

原來兩年前323晚上,她因為擔心年輕朋友可能面對的鎮暴行動,也跟著他們進入行政院廣場。後來又和朋友一起組成了324同儕團體,聆聽參與運動中的各種感受和想法。

後來在730晚上,反黑箱課綱高中生聚集在教育部前悼念林冠華的聚會上,她也站出來講話。她說教育當局對學生訴求所展現的傲慢、輕蔑,社會的冷漠,極可能就是促使林冠華選擇以性命換取輿論支持的原因。

「我會來到這裡講這席話,是因為看到323那天,許多高中生年輕朋友第一次親身體驗了國家暴力,有不少人十分驚駭。他們手無寸鐵,規矩地坐在地上進行非暴力抗爭,不明白人民保姆為什麼會用對付大流氓的手段,來對付爭取民主正義的年輕人。根據去年參與323-324行政院攻佔行動的部分年輕人的經驗,讓我有點擔心,學校的輔導老師可能沒有條件幫大家的忙。並不是他們沒有心,而是他們自己可能也承受從上級來的壓力。高中輔導老師所面對的壓力,可能要比大學心輔室的老師們來得更大。」

當她聽見林冠華的校長用心理病和情緒障礙來詆毀林冠華時,她也指出最大的創傷有時候不是來自暴力事件發生的當下,而是事後,親友、周遭人和社會輿論的粗暴對待。

單看她這篇演講,就知道她非常清楚認識到倡議和見證的重要性,我相信他絕對精神分析有批判性的理解。衷心希望她能夠繼續這個政治暴力創傷治療的計劃,希望有機會能請到她香港。可惜我所屬的部門並沒有興趣 cutting edge practices, 對所有socially controversial issues 都只會「保持中立」!今時今日,有「政治」這兩個字在活動的名稱,已經會有人來說:我 disagree with you! 唉!真是世風日下,唯有另辟蹊徑!

更多:用聆聽與行動療癒創傷


(五)精神科醫師吳易澄與 Do you hear people sing?

 
見到一個會唱歌又靚仔又關心社會又明白政治暴力創傷是什麼的醫師,我們兩條女都暈晒大浪。吳易澄醫師說:「主流跟精神醫學,封閉了主體問問題的重要性。醫師站在全知的角度去治療,就取消了主體性。」

怎會有醫師能說出「主體性」三個字㗎!So cool! 不但如此,他還要平易近人,簡直是 too good to be true! 

如果你在網上搜尋精神科醫師吳易澄的名字,你會發現他就是把悲慘世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加上台語歌詞的那位帥氣醫生。他有一個孖生兄弟,現時在香港大學醫學院工作,聽聞兩兄弟唱歌都很厲害! 但更厲害的是,吳醫生對工作坊的認真與投入,讓參與者一一理解一個精神科醫生對政治創傷的反思。
 
「這次的研究會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於了解PTSD創傷後壓力症的限制。精神科醫生慣常以全知的狀態去診斷病人,而沒有處理到病人的主體性部份,特別是主體受害以及創構的部份。其實精神科醫生把病人診斷、分類、再給他藥物、調整藥物的份量,某程度上也是讓精神科醫生自救、好受一點的過程,當中沒有真的檢視到病人的處境。」
 
「不要把病人的狀態扁平化,也不應公式化地處理政治暴力的問題。」他一直說,太陽花運動中的318也好323也好,那個施暴者(國家)都讓人感受很強大的,大得主體自我消滅了。他又提到他自己當兵的經驗,剖析當中有一個不斷重複的夢仍在纏繞着他,他把自己擺上台,我們看見一個人感受與結構的相互影響。
 
吳醫生的反思,是針對來自法國的臨床治療師分享的啟示。法國專家的工作日常,就是以漫長的(有些長達12年)對談治療過程,肯定受害者的受傷經歷及個人成長歷程的連結。治療師就是要讓他從承認創傷,到從罪責、不安、恐懼等情緒中又釋放出來,最終達到重建個體的自尊(decency)。這兩位治療師就是從政治難民及政治庇護者在被折磨、使以酷刑對等後的創傷心理狀態分析出當中的精神分析研究。「我們要聽見那些沒有被聽見的聲音。」法國治療師如此堅信,吳醫師似乎也非常願意面對 medical model 的局限,尋求各種可能改變的契機。

吳醫師還安排了我和他的孖生弟弟在港大見面,超期待!

下篇:十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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