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多年沒有寫過政治評論或政情分析，重新構思之下，還是離不開「下層建築」的經濟社會學框架。
梁天琦在新界東普選後曾指出，本土派已成為建制和泛民以外的「第三力量」。有趣的是，同一選舉中亦有標榜「第三條道路」的新思維和黃成智。假如「第三條道路」是建制和泛民中間的政治路線，則本土派乃是比建制和泛民皆更激進的路線。
如此泛民才堪稱為本土和建制之間的「第三條道路」！
工業資本主義的特權政治
追本溯源，無論是親中或工商界的建制派，皆植根於殖民／工業資本主義下的既得利益——不論是英國治下的英資／華資，抑或大陸治下的中資／華資。個人總覺得，一直以「廠佬」自居的岳少，即使出任旅發局主席後，仍原用那種「大件夾抵食」的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模式，多快好省地無限接收內地旅客，強調「做大個餅」大家便有餅碎吃，實最能反映這班精英的膚淺思維。
至於泛民，則源於1970年代成長的香港中生代，經歷了學運和社運的洗禮，並在其後的前途談判中，成為「民主回歸」的核心支持者。正如我在多部著述中不厭其煩地強調，泛民及香港中生代乃是麥理浩時代、政府大有為或稱成熟資本主義下的產物，他們固然較為強調改革精神，但始終仍是體制內或邊緣的中產精英和服務專業人士，例如人多勢眾的教師和社工，其實無不是靠公帑資助開飯的。我在回應蘇耀昌的文章中曾指出：
「儘管蘇耀昌採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視角，不過他仍然強調服務專業人士作為反對派、反建制的先天特質，卻沒有注意到他們也有親建制、保守化的一面。首先，前途談判和政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發展，服務專業人士並非「動員」民主運動，而是更多地「被動員」起來，政治機會結構的轉變才是民主運動的真正源起。其次，從階級位置和生活處境上，服務專業人士看似較企業專業人士獨立，但其實他們更多位處公營部門提供各類公共及社會服務，所構成的大量公務員或非公務員崗位上，港英政府最終仍是他們的「老闆」。最後，政制開放為新興政治精英帶來大量向上流動機會，但他們在晉身政治建制之後，實際上卻是脫離而非延續了社區基層運動；香港政黨政治的發展，實際上是弱化而非強化了公民社會。在學生運動和專業組織者的帶動下，1970年代一度出現短暫的群眾動員景象，但在「反向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disincentives）的作用下，新興政治精英很快便被建制吸納和馴化了。」（1）
香港早已遠離「大市場」的工業資本主義，亦遠離了「大政府」的成熟資本主義。但尤其是自1985年之後，在功能組別的權貴和特權體制下，既得利益在宗主國的庇蔭下得以延續，並與社會經濟結構形成難以修補的裂縫。
後工業資本主義的否定政治
作為以上兩種分析的延伸，我遂有興趣進一步探究，目前以80、90後為骨幹的本土派，和當下後工業資本主義的關係又是什麼？毫無疑問，工業資本主義和國族主義如影隨形，特別是東亞新興工業國，威權政體對促進工業化更是必不可少。如上所述，工業化下的大規模生產，則意味著鮮明的階級認同和集體意識，以及舊社會運動（old social movement）的動員模式。因此屬於那些年的建制和泛民，皆擁有異常強烈的「童子軍」團隊精神。相比之下，後工業化對國族主義、階級認同和集體團隊精神構成強烈衝擊，「拆大台」和否定權威正是新生代的標記。
正如我和不少人也曾試圖描繪，作為一個後工業城市，香港也同步邁進了後物質主義的年代。階級色彩淡化的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則取代了舊社會運動的資源分配政治。時下香港新生代並非不崇尚物質主義，但其物質生活已愈來愈局限在手機屏幕那數公分的空間。而買不起樓／不用供樓／跟父母同住，則成了後物質主義的最重要資源和「下層建築」。有中生代的朋友甚至揶揄，新生代「見到金都唔識執」，苛刻之餘也不無他的洞見！
「這裏或許亦應該套用莊子的講法：「無用之用，視為大用。」正是由於這批香港新生代看似「殘」和「廢」，才令他們能以相對抽離和超然的目光，凝視社運圈子以至整體社會的百態和眾生相，沉思社會問題的結構性根源，深耕社會改革的各種可能性。但在香港，畢竟「正常生活」的吸力異常強大，「懸浮」並非社會普遍接受的常態，即使在物質需要上能勉強維持，但為時太久仍會惹來（尤其是親友及朋輩間的）怪異目光。一方面，這或會進一步強化他們彼此的次文化羣體和身分認同；另一方面，同樣會對他們造成怪異人格的心理創傷，例如一直沉醉在自我加冕的光環中，甚至出現某類反社會傾向的後遺症，不一而足。」（2）
或許2010年的反高鐵事件，正好代表了本土主義發展的分水嶺：
「在菜園村和反高鐵運動中，既有一羣較年輕、關心自身以外議題的八十後參與，但當中也有一班「村民」──在經濟上，他們與此有一定的切身利益關係，因此他們要不斷與政府討價還價，甚至要在適當的時候作出妥協。社會運動有非物質的一面，同時也有物質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菜園村和反高鐵運動等是新、舊兩種社會運動的結合，也是兩個羣體的結合──一羣人較注重精神價值，較具理想主義色彩；另一羣人則更具體地生活在社區，擁有更為實質的利益糾結。
簡而言之，這並非純粹的後物質主義或新社會運動；在某程度上，總有一定的物質主義或傳統社會運動因素滲透其中。因此，新、舊社會運動並非本質上的斷裂，其相互的關係更多是一種承傳、演化和革新。」（3）
從「離地中產」到「離地本土」
就正如1984年的《聯合聲明》和1985年的立法局選舉，代表當年民主派作為進步力量，開始由反建制步入建制，也就意味由「在地」變得「離地」，並逐步喪失引領香港的話語權；（4）2010 年則意味本土主義由原來的「在地」，變得愈來愈「離地」──徹底擺脫了舊社會運動的動員模式，投入完全脫離「下層建築」的新社會運動。
問題卻在於，當本土主義一旦徹底擺脫「下層建築」，也就失去了凝聚社會想像的基礎──除了虛無地反抗國族和威權的制宰，卻無法指向具體社會發展的想像；除了一味訴諸民粹的情緒渲洩，也就無法總結出清晰的改革議程。事實上，作為後工業城市的香港，就正如全球所有的後工業城市一樣，在工業外移、產業空洞化和市場壟斷化之後，往往再難找到確定的經濟、以至身分文化定位；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下，均難免面對「融合」和「自主」的兩難困境。徹底對「下層建築」的無知，意味本土主義只是一堆陳腔濫調而已。假如「離地中產泛民」無法領導香港，則「離地本土民粹」同樣無法回應當下香港的現實。
現時的泛民和本土派已愈行愈遠，但在這兩個「離地」的力量之外，香港是否仍存在「在地」、立足社區和日常生活的本土主義？「在地本土」能否成為真正的「第三力量」？或許在目前眼花瞭亂的政治光譜上，這才是香港最欠缺和最必需的一環。
1 鄒崇銘：〈80前與80後的社會運動〉，《80前後》。香港：圓桌精英、2010。
2 鄒崇銘：〈社運三／十年的時間觀和歷史觀〉，《這一代的鬱悶：從消失中的香港》。香港：印象文字，2015。
3 鄒崇銘：〈物質之後＠八十後與世代之戰〉，《用消費改變世界》。香港：印象文字，2012。
4 區龍宇：〈論自決運動之二：雷動社區 自主憲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