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代中，互聯網還未流行，中文報紙的國際版是吸收海外新知的主要媒介，《明報》作為當年的知識份子大報，國際版在梁享南先生和姜國元先生的領導下，開創了雜誌式的新聞編輯方法。每日國際要聞專揀一單做大，有背景有分析，務求深入淺出，擺脫了過往在一頁裏報很多單新聞，不過全部蜻蜓點水的做法。這一改，帶領了全港報紙一起改，至今已經二十年。
要聞和趣聞版外，尚有國際焦點版(又稱「電三」)一整版任由編輯發揮，經常會有五、六千字的大塊頭文章翻譯。吾妻當年剛進《明報》，得到姜生栽培做「電三」，姜生通曉日語，在他的鼓勵下，吾妻也學起日語來，更硬着頭皮節譯了村上春樹剛出版的《地下鐵事件》。那時的國際版，有種學習的傻勁，同事們工餘時不單學外語，更會搞讀書組。這種動力背後是新聞工作者的使命感：報紙的國際新聞是讀者通向世界的媒介，一個好的國際新聞從業員就是要邊做邊學，才對得起讀者的信任。
我九九年進《明報》時，梁生和姜生已轉到港聞版，幾年後，《星期日明報》創刊，旋即成為本地思潮的集中地，令《明報》的影響力進一步發展。當時我就感覺到，千禧年代的《星期日明報》與九○年代的《明報》國際版一脈相承，代表着報社裏進步的聲音，同時也體會到好編輯「滴水穿石」的韌力和影響力：既要日復一日跟進每天出街的新聞，亦要花心思不斷帶動編輯模式改變，還要自己每星期寫文章，而這一切都是在不明的政治壓力下堅持完成的。
姜生的新聞工作說明了何謂擔當，在商業媒體能容許的範圍內已經做盡了。他被撤職，在目前政經權力合謀的劣勢下，遲早發生。除了寄望仍然留守崗位的新聞從業員繼續堅持，我想我們同時要把握住市民對商業媒體失去編輯獨立的疑慮，看看如何去建立新一代有競爭力的「公民媒體」，為香港社會保住講真話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