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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司律

踢住對拖,由你開拖,有理還拖的町人庶民。對食,有難以滿足的肚皮,對書,有難以專一的好奇。 網誌

政經

重建中港對等框架:經濟民生是政治自決的基礎

重建中港對等框架:經濟民生是政治自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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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雨傘運動之後,民主議程被不對等的自治關係所封鎖,更深層的自決議程,成為了香港政治圈的主打議題,各政團都分別就香港的二次政治前途表態。然而,當前對中國政策的討論,要麼就放在宏觀的政治前途路向,要麼細碎至處理個別的話題,譬如水貨客、反對普教中等等,卻未有處理國計民生對於長遠自主的作用。

經濟自主:增強實力

香港社會需要認清經濟方向對於未來作出政治自決的作用。沒有更為自主的生存能力,香港就沒有辦法直接地表達自己對前途的意向,只能被中國大陸揸頸就命。沒有物質條件的基礎,沒有經濟和資源力量,也就斷絕了未來存續的可能,更不能在確保存續之外,更上一層樓地,發揮對外的影響力。

在長遠經略中國的歷史過程上,中共在七八十年代就在改革開放,就親身感受香港伴隨經濟實力而來的社會影響力 – 不單單在經濟上需要香港的資金和人力資源,更涵蓋流行文化和生活習慣的影響、兩地人口流動上相對具優勢的位置。這種經濟、文化、社會多層面結合的影響,是香港彌足珍貴的軟性力量,而中共當然不會容忍香港在這方面的影響,抵銷中國大陸在政治和武力上的優勢。縱然時而勢易,香港過往的絕對優勢幾乎難以重演,但為了盡可能發揮可影響的空間,香港也必須實踐經濟自治、經濟自主。

團結內部的社會目標

除了是實力上自強,確保得以存續,以及有足夠條件達到二次前途問題上的目標以外;也關乎社會內的資源能否得到公平分配,以至社會有安定而團結的基礎,以應對外部的威脅。基層市民能否有充裕的生活條件,維持日常生活中對政治參與,同時免受保王黨採取社區福利主義的資源籠絡與利益發放,動搖市民歸邊。

於社會內部而言,若果只側重某一產業的發展,只會令人才和資源都集中該個別行業,對於社會內不同個體發揮長處,投身經濟活動,有害無益;對外而言,若果被側重傾斜的產業,是因為被納入所謂的融合計劃之中而得以發展,那就同時傷害經濟上自主發展的空間,同時培植出一群依靠被融合而生存的經濟階層,他們的政治取向也無可避免要歸邊。因此,我們需要有一個自主的經濟基礎。

特別是若果我們面對現時到2047的社會變化,中國經濟將會面臨危機,香港再也不能依附中國經濟,又沒有自身的產業政策,就只能搭沉船;而面對人口老年化和少子化,提振經濟的條件也遠較以往艱難,社會為保障市民生活而準備的資源更見足襟見肘。

再者,現時就區域融合而作出開發自然資源和環境,只是配合北京為國家需要所作出的計劃,不論是中國大陸的政權和企業,抑或本地財閥,損害香港自身的環境、空間和資源,無可避免是破壞公平和有效率運用資源,這絕對是虛耗。這些開發無關社會的實際需要,背後得益的卻是依靠被融合生存的經濟階層。而且環境和資源往往難以復原,斷絕了以後香港人可持續地運用資源的權利,變相是整個社會付出代價。

擺脫延續殖民的政治體制

再者,現時一國兩制本身,根本就是為資本主義制度長繼續在香港應用而產生的。原本是為了安撫當年的香港人不會實行共產主義;然而,當中國大陸投入資本主義體系,並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的今天,『以經領政』就成為中國大陸深入控制香港社會的手段。

而對本港的財閥,不論主權移交前後,他們作為北京的統治盟友,一個強調資本主義作為香港社會的基礎的制度設定,基本法裏107及108條闡述實行低稅制、量入為出的條文,都是強調香港經濟導向,是朝向縮限政府角色、放任壟斷,無疑是有利於財閥於本港的地位,再配合功能組別、小圈子選特首的特權制度,更是北京對財閥的讓利。這是政治上的直接管治以外,在經濟上的二重控制,威脅香港社會的自主基礎。

未來的經濟方向理應擺脫基本法侷限香港走資本主義發展的路向,再進一步,應該在國家經濟與社會安全體制的環節上,強調社會共識、人道主義、普遍照顧弱勢階層的精神。這不但有關民主制度建立和重整中港關係,還是關乎我們普通人的生活,如何擺脫北京和財閥的設定,貫徹自主的方向。否則,即使有政治自決,單憑經濟控制,香港也只能繼續成為北京的附庸。

以香港模式反制天朝模式

在實踐自決過程當中,不能忽視經濟層面的內容。無論是為着現實上保持自主性和實力,抑或推動社會內部團結,又或者保護屬於我們的環境和城市空間,物質基礎上的自主絕對必不可少。當我們談自主的同時,不要忘記我們面對的是『經濟單一發展,犧牲社會環境,政治停滯不前』的天朝模式;正當中國大陸自恃崛起,香港力爭社會自主,不單是推進政治上的二次前途議程,更是推動社會內部不斷改進,以『香港模式』反制『天朝模式』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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