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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

任教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專注於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著有《以銀為本:7評香港產業及人口政策》、《用消費改變世界》、《墟冚城市》、《僭建都市》、《住屋不是地產》等書。 網誌

國際

從「先鋒自決」回歸「參與自決」——工業、成熟和後工業資本主義的都市政治(二)

從「先鋒自決」回歸「參與自決」——工業、成熟和後工業資本主義的都市政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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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從「離地本土」回歸「在地本土」〉一文後,意猶未盡,希望在「本土」現況分析的基礎上,再談「自決」這個面向未來的政治想像。

全共鬥vs.魚蛋革命

最近好友龍子維在facebook上,貼了小熊英二《如何改變社會──反抗運動的實踐與創造》中一段關於「先鋒黨」的文字:

看不到可能性之下,運動就越來越難號召人......到了這種局面,有沒有參與運動的覺悟就會成為被質疑的事,運動場合頻繁出現『你不來遊行嗎』『你要離開路障嗎』等質問。雖然沒有明講,但隱隱約約有著一種氛圍,好像在指責怕被警察逮捕的通通是「叛徒』,要他們都去自我批判一樣。這種讓人不舒服的方式,使得參加者越來越少,但如此反而更強化了留下來的人之間的道德主義,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不斷分裂與內部暴力的橫行下,他們只能以道德來約束自己繼續努力,變成一種忍耐大賽一般......在人數越來越少之下,有些團體開始主張唯有武力鬥爭的方式,才能喚醒沉迷於經濟成長的多數人。這麼一來就更多人脫隊,離開運動。(第三章)

龍子維問:明明是在講1968年日本的全共鬥運動,是否似曾相識?碰巧我們在合編《重構香港──從庶民空間到社區更新》(印象文字,即將出版)一書,當中有一章談香港的夜市。剛巧碰上了農曆年旺角的魚蛋革命,我也曾寫下如此一段關於「先鋒黨」的文字:

追本溯源,魚革肇因於捍衛小販作為「本土文化」,原來亦是出於對重奪城市空間的號召。但在社群網絡動員模式的局限下,最終卻難以緊密扣連小販的具體處境,令捍衛「本土文化」難免淪為空洞的綱領——彷彿這就是巴迪歐(Alain Badiou)所期許、毋須植根於客觀社會場景的突變契機(moment);通過關鍵少數抗爭者開創新的局面,就更加充滿列寧式先鋒黨的影子。與其說這些人是盲動的群眾,倒不如說是預知社會前路的先知精英。

但問題卻在於,香港的城市空間既已容不下小販,亦容不下民間草根的創意和活力,由此衍生的魚革對於如何重奪和革新城市空間,反抗運動如何建立新的橋頭堡,同樣欠缺任何有跡可尋的政治想像。先鋒黨奠下了百多年來政治行動模式的典範,其後經毛澤東領導中共的群眾運動發揮光大;但現在主吹勇武抗爭的先鋒黨,卻仍然未知是什麼葫蘆在賣什麼藥。

有趣的是,再翻看小熊英二關於「先鋒黨」的描述,卻竟發現他在書中亦曾提到:

從結果來看,以先鋒黨的組織形態,達成革命成功的案例,幾乎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前殖民地的獨立戰爭中,擁有軍隊一般鐵的紀律的先鋒黨形成很堅實的力量,成功地吸引民眾的支持。在這些國家,有不少領袖在獨立後仍身穿軍服。

而在西歐,依循社會民主主義路線而取得政權的政黨,在執政之後逐步制訂保障勞工權益的相關規定與福利政策,到了一九六○年代之後,勞工終於開始享受安定的生活,他們持續地把票投給社會民主黨,而激烈的社會運動方式則銷聲匿跡。(第二章)

先鋒黨vs.社會民主黨

從常識上來說,傳統泛民似是香港的社會民主政黨;但在現實上,除了爭取政治民主和實現普選的單一議題,泛民卻從無提出過更根本的社會改革綱領。以至最近有參與泛民政黨的年青朋友也向我抱怨,在黨內竟找不到志同道合投身政策研究的人!(如果有那些政黨中人是願意投身政策研究的,懇請不吝告訴我,免得我誤會了你們!)

對於傳統泛民來說,或許沒有民主普選,正是問題的根源,就像那些發展中地區、殖民地和前工業社會一樣,還談什麼社會民主呢?由此泛民的意識型態領導權,近年遂急促讓位予那些號稱擁有「軍隊一般鐵的紀律的先鋒黨」,自然也就更怪不怪了吧。

不過我想還是可以進一步深究,為何香港作為已發展(而非發展中)地區,除了政治體制上的先天局限外,民間卻竟也找不到半點社會民主的土壤?(想想當下的社民連!)香港人難道真的誠心信奉新自由主義,並安於與其眉來眼去、糾纏不清的「核心價值」?(想想領展和連鎖店!)對於此等問題,其實同樣可參考小熊英二關於後工業社會的探討:

因為「階級」、「女性」這些分類已經站不住腳,所以「我的不幸是因為我出身勞工階級」的意識就無法維持,比如女性可能會這樣想,「同樣是女人,也有人成功,所以我的失敗是自己的問題」,也就是把責任歸在自己身上。人們把原因歸結於不擅於處世等心理層面,而不認為和社會結構有關,他們閱讀各種實用的工具書或心理學方面的書籍,尋求解套;卻不認為勞工或女性的社會運動與自己有關,這種個人化的趨勢越來越普遍。

從統計資料可以得知,出身家庭的經濟狀況,明顯地影響個人的學歷成就與就業;而且女性不管是在收入或地位的確處於弱勢。然而,代表「勞工」、「女性」的圖像越來越模糊後,將很難察覺真實的處境。成熟工業社會中,「女性」的圖像變得單一,農村女性並未被包含在內;來到後工業社會,則更進一步崩解,只剩下「個人」。

如此一來,社會運動就變得很難推展。「我們是勞工」、「我們是女性」的連帶意識無法成立。人們變得「自由」,我群意識難以維繫,陷入一種難以整合的狀況。在後工業社會裡,不只家庭與政治失去統整性而陷入不穩定,連社會運動也面臨相同的困境。(第二章)

自助餐vs.火鍋模式

在後工業社會裡,人們變得「自由」,但卻失去了「大台」,社會價值變得虛無,社會運動頓失依靠;物極必反,人們開始希望「逃避自由」,就正如弗洛姆筆下的納粹德國人民。這或許亦可以解釋了,為何有人開始嚮往「擁有軍隊一般鐵的紀律的先鋒黨」。小熊英二套用紀登斯的說法,稱之為「基本教義派」:

在此是指不承認自己是建構或被建構出來的,也拒絕參與可以改變關係的對話的態度。以蘇格拉底的邏輯來說,就是篤信某種絕對價值,沒辦法達到「無知就是智慧」的人。基本教義派的弊害就是暴力,以及拒絕對話......他們躲在宗教、民族、地方、性別認同裡,責難對方。世界上每個地方都有反移民運動,或印度的印度教右派的宗教基本教義派。他們各自建構世界觀、歷史觀與「傳統」,正當化自己的主張。無法忍受社會不確定性的人,就抱向基本教義派的懷抱。(第六章)

「基本教義派」,真就是香港面向未來的唯一選擇嗎?香港人就真的只能仿傚原住民或賽德克・巴萊的方式,來爭取自主和自決的權利嗎?對小熊英二來說,其實無論是前工業社會的「先鋒黨」,抑或是屬於工業社會的社會民主黨,均已無法對應後工業社會「原子化」、「個體化」的新局面。因為兩者仍一如既往地,無不從精英高高在上的角度,自上而下地建構某種絕對訴求,而沒有真正面對孤立個體「自己沒被當是一回事」的根本問題。

因此正本清源、回歸基本的方法,便是首先要將「人當是一回事」,回歸人的基本尊嚴和價值,而不是再一味依付在某種宏大的政治論述,然後把人挪用作鬥爭(或互相批鬥)的工具。對此小熊英二用了火鍋的比喻,來回應他認為早已過時的自助餐模式:

火鍋的特點是,大家可以參與料理過程,在一邊準備,一邊聊的過程中,我群意識於焉而生。因為是大家一起煮,所以不好吃也沒人敢抱怨,反而還會感到有趣。參與者的互動若能從購買食材的階段開始,更能減少抱怨度;如此一來,非但能降低不滿度,大家一起準備,交流時間也更充足,滿意度也提高了......

負責人應該做的,是找好的會場,而不是強迫別人接受他的決定。當各組越來越上手時,就可省掉照料的氣力。如果像是現在日本政府一樣,會費不夠辦餐會,負責人還得借錢來應急的話,更有採行火鍋大會的必要性......

那些認為「參與或對話等那麼麻煩的事,才不會有人想做」的人,通常都主張「應該交給強而有力的領導者」,或者倡導「個人應該從市場中進行自由的選擇」。這類言論是建立在以下的前提,亦即把人類視為喜歡掌控、傾向把未來交託給統治者,或者愛好「自由」的動物。不過,這種快樂的檔次未免太低,人類喜歡的是更高層次的快樂。(第七章)

顯然而見,小熊英二所期許的,乃是紀登斯所提倡的參與、對話又或商議式民主。它要求每個人負起自己的責任,先做一個願意自立自主的人,然後才談得上凝聚成我群的意識,建立真正自決的能力。先從民間一點一滴身體力行做起,我城才有真正自強的可能。但小熊英二最後一句說話,倒是說中了「即食」香港人的要害:

人類喜歡的是更高層次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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