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編者按標題：論革新-不知舊 如何新？ 談「革新論」前 須知道的二三事
作者標題：革新前要知道的二三事：（二）歷史的傾斜特性
上月筆者世紀版一文《假如，抗爭者 不再上街，只上網》說到台灣的社媒力量在太陽花運動後能轉化為政治實力與台灣十年來發展「審議式民主」有關。文章發表後，我竟收到台灣朋友的回應，澄清我對台灣「審議式民主」有點過譽，她認為民進黨和國民黨做的「審議」都是徒具虛名的「政治秀」，而民間對「審議」方法的使用，過去雖有不同嘗試但未曾到達普及的階段，但確實在太陽花期間大規模使用後開始普遍，大有開花結果之勢。我非常欣喜她對本人的指正，令我反思到兩個觀點，一個是關乎歷史敘述，另一個是關於地緣政治。
反省我對台灣「民主審議」發展歷史稱許有加，因而造成過譽的問題「先是在感情因素上是本人有感香港較「亂」和「民粹」之下對台灣優勢的欲望反映；次是行文中對比了台灣與中東的現況，反差效應下亦會放大了對台的觀感印象；最後在策略書寫下，為帶出重點往往會忽略了其他的關連因素。」這些都是文化研究中所謂的脈絡（Context），因時代不同、人物背境不同、政治的關係…，每段歷史的書寫往往會有偏向/偏差，因而有著不同的版本。認為「歷史是客觀的」這想法其實相當幼稚！雖然時間流逝確可能讓後世人用比較當時客觀的角度去看一段歷史。但現代人如何去選擇「歷史的不同版本」卻受到政權、社會環境和脈絡左右。從「慰安婦」的例子作引子，不難看到不同國家對這段歷史的論述大相逕庭。
又以辛亥革命為例，這些「大歷史」的書寫方式不外乎「勝利者的歷史」和「被害者的歷史」兩類。對於一些沒有關鍵影響的人和事必然會被抹煞掉，即使有影響如黃興、宋教仁、張炳麟、李紀堂、李煜堂等人，也只是落得被後世漫漫遺忘的下場，大歷史留下來的只是以孫中山為主軸的歷史。你若問為何要這樣寫辛亥革命史？答案是用歷史敘述來建立「民族國家」的思想意識。因為寫歷史的人是統治階層，這樣敘述歷史能有效統合身份意識，用上繼成孫中山所建立的「中國」、秉承「中華文化」這些大一統的論述，就能處理好民眾對「大清皇朝」、「北洋政府」遺留下來的身份危機，令各地方民眾臣服於一個政權的統治。
舊酒新瓶，香港近年本土論述四起，其中某些激進派系的論述生成方式，無不是對香港歷史的「再書寫」，透過強化本地歷史進程、淡化其他歷史因素，營造出一套以香港人為主體的歷史敘述，從積極的角度看實是難能可貴（香港終於有近代史了）；從消極的角度說卻是重複著統戰式的歷史書寫，就如一貫的殖民地史與大中華民族史一般，刻意地排除了其他的歷史視角，結果只是「主體的撤換」而已。抽空地突顯「香港優越性」的歷史事例來書寫，煞有介事地營造出所謂香港民族的優越感，其實是以「自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為綱編寫歷史，與當年開創大中華論述的做法並無二致，為政治宣傳多於正視史實，這與清末民初吹噓「我國古已有之」藐視西方現代科學的天朝上國士大夫的處世態度不遑多讓。而以香港核心價值為基礎的「本土自治派」，則以香港一些核心價值為依歸，追本溯源地回顧這些價值在港構成的過程，做法相對較為客觀，但亦存有盲點，因為這是以「前設」先行具針對性的挖掘，往往會錯過前設以外的歷史和社會脈絡。
要寫香港歷史，不能只著眼於邊界層面的香港，台灣朋友的提醒，讓筆者醒覺地緣政治的因素。我為何要書寫台灣民主審議的歷史？因為台灣的兩岸因素以及政治、文化等，可以影響到香港的政治生態；反之，香港的民主生態，亦是台灣抵禦大陸侵蝕的防線之一！所以我們才要彼此注視。不但如此，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在未開埠之先，已經是一個連繫外地的港口城鎮，若沒有和世界接軌的歷史，就沒有今日的香港都會，由過去的轉口貿易到今日全球化下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歷史的書寫都不應忽視國際局勢和全球化等地緣因素。而對應未來的香港局勢，也不是封鎖邊境、愁城自困，就可以獨善其身。若要談論香港的出路就要連結地緣格局去分析，在歷史提示中找尋前進的方向。
香港位處大陸邊陲，從地緣歷史看，香港百多年來都是影響大陸生態的一個「關鍵突觸」，晚清時香港是英中鴉片貿易的拆貨港，這個南方小島的物流業間接影響了大陸清庭的命運；辛亥革命時香港是革命的孕育場，孫中山借香港獨特的地緣位置建立據點，出版刊物蘊釀革命文化，同時向四海籌募經費。戰亂時期香港吸納和收容了大陸大量的優秀人才，包括文人、商人、技術人才人，累積起巨大的文化和商貿資本，成為大陸的挪亞方舟和後勤力量；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後對港方針是「充份打算、長期利用」視香港為連接世界的窗戶，獲取物資的後門。
香港其實直到今天，在地緣政治上一直都存有領先於大陸的獨特優勢。筆者認為我們無需劃地為牢與大陸劃清界線，其實香港對大陸可能造成的衝擊，遠比大陸對香港的影響為大！就以疫苗事件作例，經已盡顯香港的優勢，在中共人治下無保證的黑心疫苗對比起香港法治制度下可以獲取的疫苗，有腦之人都知如何選擇！同一理之，香港如能捍衛好法治制度，他日人治政權衰落，可以挽救大陸未來亂局的制度和相關人員該去那兒找，顯而易見。
筆者認為相比起以「自民族中心主義」為綱的香港史，以「地緣歷史」角度入手寫的香港近代史更能反映出香港歷史的獨特性。由於本土書寫刻意排拒中國因素，他們難以書寫「冷戰」年代的香港近代史。但這段歷史對香港核心價值生成影響深遠，是香港近代史最困難書寫的一段，地緣政治上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後，對國際局勢產生了重大影響，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於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共奪取了一片大陸存有極大隱憂，為了防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和亞洲擴散， 1949年中共建國後美方實施了杜勒斯封鎖，上海、天津、青島等港口與國外貿易斷絕，故中共才會拒絕收回香港，利用本港作為對外貿易的管道，因此香港這個中共窗口就成了亞洲主要的冷戰場域。
香港戰場的主戰代表，左乃「新華社」右為「駐港美國新聞處」，美新處的工作是，削弱共產主義對海外華人的影響力，讓東亞華人了解美式意識形態，故在港支持了許多文化產業，包括出版中文書籍、翻譯、製作中文廣播節目等，亦資助了一些文化組織，包括友聯、人人、亞洲等幾間出版社及亞洲影業公司等。面對美新處的文化戰，新華社亦照辦煮碗，在出版、電影、報紙、雜誌都建立了地盤對抗，因此在書報攤會見到，右派的《亞洲畫報》左派的《良友畫報》，右翼的《中國學生周報》左翼的《青年樂園》，連幼童也不曾放過，右有《兒童樂園》左有《小朋友》。電影方面右翼強調「自由無價」的青春歌舞片對上左翼「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親情劇；這些鋪天蓋地的文化工程、價值推崇並非來自香港本土（表面說是美、中硬推俾香港人），但後來這些互有矛盾的價值在長期磨合下改良互通，加上其他歷史因素，例如：殖民地因素、移民湧入、國民黨羽落戶、英國採取平衡政策、以華制華、新五四思潮、國粹派社會派分裂、中文化運動、反貪運動、六四事件…等等，形成了香港的「雜取」文化和「雜交」的歷史。
要在這麼「雜」的香港歷史文化中排除某些因素，分離出獨特的香港民族史，其實意義不大。坦白的講，與其說八九民運、北京屠城不關香港人事，不如直接承認「六四」是香港「雜交」歷史下重要而且獨特的「本土節日」更為合理和本土呢！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