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前途自決」這個口號在近年越來越響亮，伴隨本土派的不同黨團或人士宣布參選。對於「何謂本土？」、「如何自決？」引來不同的思考與論述。本文單純從社會發展角度觀看本土主義的取態，並嘗試從資本主義的本質與城市間的「信任」關係帶出本土派所倡議的城市發展的可行方向。 香港經歷的本土文化與歷史，有些本土論述者追溯到清朝或以前，但若單純思考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改變，則只須追溯七十年代獅子山下精神的工業社會。
七十年代，香港的工業發展蓬勃，四大工業的發展，連梁特首都聲稱有參與其中。從馬克思的角度，資本主義發展在於擁有commodity 資產，當中包括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壓迫。Giddens則補充「資本家」是透過其勞工和產品市場的處境下聚集資產而形成。資本主義社會的起始是工廠與勞工，在付出勞力產出產品換取薪金的方式，成為整個市場發展的基石，也是社會分工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
工業化社會、資本主義的市場形成，成為香港七八十年代的標誌。當時普遍人民可透過勞力聚集一定資產，而聚集的過程形成一種工人階級的社會群體 －「打工仔」。觀乎對「打工仔」的概念，反映在當時的流行曲中，例如許冠傑的「半斤八兩」便是那個年代熱播的歌曲。獅子山精神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萌芽，「努力＝收穫」這個定律幾乎只跟在許多這個年代的打工仔心中。觀乎今天社會中一些經歷過工業社會年代，如今具備權力或財富的人士，如林鄭司長和李嘉誠等， 對貧窮人士的理解便可以看見這種工業社會對努力與收穫的潛規則的根深蒂固。
從九十年代到千禧，經歷了移民潮和回歸，當中面對內地文化與本地文化在思維和生活原則上的分野和矛盾，加上不同政治事件的發生，令不少本地人士決定移民海外。參考二千年代的本地紀錄片式電視節目，數次的移民潮的報導可以反映移民者「離開香港」的推力比起「到外國生活」的拉力大，而他們依舊保留本土文化，在其他地方落地生根。至於移民群體的職位和社會角色，則被其他本地人士取代。因此，本土的文化依然未有因移民潮而產生巨大轉變。而在這段時間中，經濟發展雖然面對經濟週期的起伏，但整體的生產總值繼續平穩，物價逐漸上升。香港也從工業社會轉型到以服務性行業的現代社會。
若單從馬克思角度出發，工人階級的革命在於資本化社會的發展，引發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但這個階級意識發展成革命的過程，在回歸前已經全面資本化的香港社會並沒有發生。反之，香港建立了很強烈的中產意識。在這個以市場主導的社會，從七一遊行反對政府的施政（包括當時其中一個引爆點 「八萬五事件」，社會對樓價下跌的恐慌引發不滿），可見中產階級對於經濟發展與自身資產利益的重視。中產意識的建立，根源在於八十年代的工業社會發展，這套保護自我資產的心態，也是建基於工業社會「恐貧」、「脫貧」和「追富」的現象。
馬克思理論建立在工業社會後期，他的理論未能為現代以服務性行業為主的社會提出一個發展過程的論述。反之，同期的Simmel，在分析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便已經提出，工業化社會推崇rationalism理性主義，演化成一種意識形態，因此人人追尋數字上、理性上、邏輯上的運作。社會發展不重視個人性，但重視人在既定分工下的客觀產出。如今天社工在機構中，每年需要提交一定數量的跟進案件和報告，才能保證機構可獲得資助。這便是市場化的過程，當中提倡的不是社工服務的素質，反而是從成本效益角度看社工處理案件的數量和效率。
Simmel悲觀的認為這種市場化和商業化的過程會減低社會中subjectivity(個人的主觀性)，增強社會的objectivity (客觀性)。個人內心的素質與一些帶有主觀性的文化會因此被吞噬。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大部分勞動階層租住公屋，在屋村當中衍生了許多當時候「一齊挨」、「一齊玩」的「人情味」與地區文化。
從小孩子在遊樂場玩的遊戲到大人之間以麻雀、飲茶等方式的互動，都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貼近性。到了今天的社會，互動變得簡易化、科技化，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反倒拉遠了，屋村文化、本土文化也沒有以前的強烈。取而代之是商業化、市場化所產出的、相對淺層的文化。 從香港在殖民地政府統治下，決定步入現代化社會的開始，便注定了objective culture（客觀文化）的侵略，這個過程是難以逆轉的。因此本土派的本土意識，不必也不應單純看作對已經失去的主觀性、有機性的「本土文化」的保育；反之，有些本土派人士所執著的，是如何把現存的主觀與客觀文化保留，更而減慢內地化的過程。
上文提及Simmel悲觀的論述，在Giddens的眼中，卻認為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Giddens 認為資本主義的根基是「信任」。當subjectivity（主觀性）逐漸被理性主義取代，expert system（專家系統）便成為「信任」的一個管道。例如每次乘坐飛機的時候，我們不認識駕駛飛機的機師，也不認識控制塔的管制人員。但我們會信任他們的專業訓練和理性化的系統能夠安全地把我們從一個地方送到地球的另一個地方。 這個「專家系統」植根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化過程，當中建立的「信任」關係，包括政府、機構、商店等，能夠讓社會中不同的人以陌生人的方式互動。
然而，內地的工業發展過程卻出現了一個相對「不信任」的現象，這是在Giddens的理論中始料不及的。因中國在生產過程中，商人過度追求發展。如黑心食品、假貨、偽造貨品，便可看出極端化的「先污染、後治理」下的企業，擁抱了商業收益，卻遺棄了商業的道德。他們的做法沒有跟從資本主義的「信任」系統，反而建立了他們獨特的發展觀念，引發內地出現嚴重的「信心危機」。這是連認定必須推行「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共產黨，近年也必須正視的議題，因此近幾屆三中全會不斷提出「綠色科技觀」。當然，提出理念與實踐往往都是有一定距離，而這個距離的大小則看擁權者如何有效施行所抱有的理念。
在現今香港社會，在所謂被「赤化」的政府和機構當中，我們越來越看見這種「信任」關係破裂的現象。配合政治制度上人民積弱的選舉權、三權分立的日漸失效、加上掌權者普遍使用「語言偽術」掩飾政府的責任（如「行李門」、「收受利益」、「權力僭越」事件）。在這個前提底下，社會的機構，尤其政府機構，便更難獲得「專業」和「值得信任」的形象。這些信任破裂的現象，可以反映在市民對於政府施政的滿意程度和新一代對於立法會的政黨與制度的信任程度上。再者，加劇社會矛盾，減低和破滅不同年代、政黨理念的人民之間的「信任」、「聯繫」和「關係」，是政府把香港推向「失信」社會的一種手段。
著實地說，本土派倘若參與今次立法會選舉，我不期許當中有參選人會把如何保留本土僅存文化的理念或實踐方式寫進政綱。但倘若本土派無法在實行政治理念的過程，把「信任」化為當中吸納選民和制定政綱的基調，本土派只能成為一派之說，也變相無法減慢香港從「資本主義」走進「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趨向。
從Goffman的芝加哥符號互動學派角度而言，社會建構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這個互動包括社會機構與個人之間的互動。因此，「信任」是社會不同個體和群組間互動和團結的方式。然而，批判論者會質疑這個「信任」過程，最後變成服膺建制的一種趨向。因此，在「反建制」的過程，如何塑造社會「信任」而不走向建制之流是必須慎思的。但倘若無視社會的「信任」建立，單純從政治理念上作出論述，這個過程最後只會變成一種表態。
而團體發起的抗爭和社會運動也只是強烈的表態而已。在公民社會與民主化的進程中，政黨對選民和社區建立的工作，在支持者基於「信任」其理念而投出的一票中帶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深耕細作的社區建立過程非常重要，若每次落區都只是政治表態，當中缺乏落地的社區工作的互動，便更難衍生能著實「感動」到不同理念的人投出信任一票的新政治力量（「中間超人」便是一個明顯例子）。倘若社會失去「信任」，唇齒相依的本土文化便會一步一步地喪失，也就是一般人所言的「赤化」和「溝淡」過程。本土的文化、原則和意識形態也自然而然漸漸走向內地化，相信這是本土派最不願見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