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十二講
陳衛平 郭美華
2008年1月, 重慶出版社
每當我們要談到"中國哲學"的時候，總少不了對這個名詞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哲學，philosophy ，在希臘文裏的意思是對知識的追尋與熱愛，以此定義的話，中國沒有可能沒有哲學，畢竟愛鑽研各種學問的大有人在。只是，如果稍為看看西方哲學的討論重點，卻發現中國的確缺乏了相對應的研究與討論。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裏，最受學者哲人青睞的大都是政治和道德哲學，宇宙論勉強還有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三，三生萬物＂作支撐，但其餘在知識論，特別是作為科學起點的自然哲學其實都難以找到相似的題材，而佔據西方哲學一重要地位的邏輯學在中國歷史上例子亦不多，＂白馬非馬＂已算是一個較為著名的例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單純直接地以西方哲學的定義應用到中國並將其視之為中國哲學少不免會碰到哲學版的李約瑟問題，即是，到底中國有沒有哲學？當然，以中國如此源遠流長的歷史，事實上並沒有可能找不到相符合的例子，如上所說，儒家對於倫理和治國的思想，道家對世界始源的臆測和人生終極意義的提倡，全都可以在西方哲學中找到相對應的分類。問題是，以如此的方法劃分，是否會遺漏了某些中國特有的思考概念？又或者，如此的做法是否會歪曲了研究對象的原意，而強行以另一種形式去解讀其思想？
所以本書的第一章要探討的，就是中國哲學史的定義問題。現在我們無論說起中國哲學還是中國哲學史，基本上都是以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開始，但這其實是在胡適於1919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後才確立的。在科舉廢除之前，關於哲學的概念固然相當薄弱；即使是北京大學成立以後，最初的中國哲學其實還是等於儒學。謝無量在其中國哲學史裏就提到＂儒即哲學也＂(1)，代表的是所謂中國哲學其實就是研究儒家學說，鑽研四書五經等古藉，這其實與中國長久以來的經學並無二致，亦脫離不了程朱理學的陰影。
當胡適出版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這是確實地對中國哲學賦予一個新的定義，亦難怪他能誇下海口表示——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2)。胡適寫的這本書，用的是西方哲學框架，分析的是中國自諸子百家以來各種學術理論，但這也招來了批評。用西方哲學去分析中國思想理論，想當然能夠有效幫助確立中國哲學成為一全新而獨立於經學的研究領域，卻有可能忽略了箇中的民族性，故被評為＂完全是抹殺了中國哲學的特點＂(3)。是故，當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問世，掀起的又是再一次對中國哲學定義的討論。此書在往後中國哲學研究的地位，亦證明了中國哲學的確有其不同於西方哲學的特點，而不能完全套用同樣的分類和研究模式來處理，這也是為什麼這十二講的第一講要以中國哲學史的發展過程為主題。
由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哲學發展過程開始，逐漸探討諸子百家，魏晉玄學，唐代佛教，宋明理學，最後以二十世紀末對中國哲學的討論作結，這本書探討的不單只是中國哲學＂是什麼＂的問題，更點出了如果我們不先明白我們觀察的角度，思考其＂應該是＂什麼和＂將會是＂什麼，則必然會受到某個既有的框架所影響而不自知。
Note:
1. 陳衛平 郭美華, 中國哲學十二講, p.3
2. 胡適, <整理國故與打鬼 給浩徐先生信>, 胡適全集
3. 陳衛平 郭美華, 中國哲學十二講, p.5
延伸閱讀:
西方哲學初探——
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